农民工“自由迁徙”回归社会基本正义

    原标题[吴晓华：农民工“自由迁徙”回归社会基本正义]

   5日上午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这是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自由迁徙”这个词。自由迁徙已经是现实，但农民工没能享受公平待遇，这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

   自由迁徙是一种基本人权，即一国之公民，有在自己的祖国自由流动、迁徙、居住和发展的权利。别小看了这一权利，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底层民众能否在祖国大地居住和迁徙自由，而不受身份、财产、法律、地方政策等任何外在力量的限制与排斥，就完全取决于自由迁徙权。

   受制于城乡二元化结构，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基本权利不平等，一直困扰着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工。虽然暂住证、进城民工子女借读费等等，大多已成为历史，但城市对农民工群体的本能排斥，及各种附加在外来人口身上的不平等“条约”，还少吗？迟福林委员承认，自由迁徙已经是现实，但农民工没能享受公平待遇。相信转折句的基本定义大家都懂，换句话说，农民工自由迁徙的权利，离真正实现尚有一大段距离。温家宝总理提出“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显然别有深意。

   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社会数千年以来就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李斯发明了郡县制，就是为了实现王朝对农村的严密统治。解放初期户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通过限制流动，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但发展到现在，它不恰当地充当了分配社会福利的工具，成为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瓶颈。

   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自由迁徙，不是给农民工和底层民众以恩惠，而是恢复一个法治社会中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平等分配这一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为“差别原则”与“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只有先满足了第一正义原则，然后才能够满足第二正义原则。但显然，我们还有一段艰巨的路要走。自由迁徙的最大障碍，是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权力触角的无限扩展、膨胀，与对社会优质资源的绝对控制，他们只想享受或者剥削农民的劳动价值，却不愿意给予农民平等待遇和地位，“公平的机会平等”自然无从谈起。

   现实生活中，农民工自由迁徙貌似已无障碍，但于大多数人而言，安居乐业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因户籍与诸多社会福利挂钩，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剥离附着在户籍上面的各种附加功能，回到登记人口信息的基本管理功能。由于积弊已久，户籍制度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迁徙自由权的顶层设计，涉及到地方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乃至农村土地制度等各方各面，但千万别成为“只听脚步响，不见人下来”的理由。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