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与耐用：选票投给谁

    □ 祝 帅

   几乎每个周末，位于北京望京的瑞典著名家居贩卖商“宜家”都会人潮涌动。许多人把消费这里的商品看作时尚，而商家不断推出的新产品推广措施以及老产品打折等等营销手段更是不断地制造着消费者的欲望。事实上我们这一代设计专业的学生早已成为了“宜家”的消费者，但同时也有些沮丧地发现，从“宜家”购买的商品，大多属于“中看不中用”之列———待你买回家组装完成之后，就会发现“宜家”的桌椅几乎都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就其使用价值而言，不用说无法与“功能与形式近乎完美统一”的中国明式家具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很多中国同期商品的质量。然而即便如此，风格、形式等等“设计”的力量却仍在不停地刺激着一代又一代的消费者消费这并不符合功能主义设计理论的商品。

   其实，中国的产品设计实际上也经历着与此类似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常听到有人感慨“中国工业产品的质量大不如前”。有些人抱怨现在的暖水壶形状、色彩千奇百怪，但很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发现不保温了：“还不如80年代的铁皮暖壶呢！”的确，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绿色铁质暖水壶，虽然外形不怎么好看，但质量的确可称得上“管用五十年”。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传统家庭来说，除非意外情况一般不需要更换新产品。而现在这种某个产品使用一辈子的事例却已经很难再听到。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自行车、家具、皮鞋、水暖、管材等等几乎一切耐用消费品乃至建筑装修领域中。这样的例子多了，会使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技术退步了，“一代不如一代”。但事实并非如此，稍对中国工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有所思考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此业内的人其实早已“心照不宣”———其实这是“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宜家模式”在中国市场的一种实践形式。

   很多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决定了其必然在多长时间之内报废，其报废原因已经逐渐从“时尚”转向对大众各个阶层都同样产生影响的质量层面。这是因为过去设计师和文化理论家们所重视的“制造时尚”等等，已经几乎无法在一个“长尾营销”的时代切实地影响到那些对“时尚”不甚重视的群体的消费，而作为一个极大的市场，商家是不可能忽视它们的存在的。由此，作为对功能主义的一种修正与反驳，“有计划的废止制”作为一种设计方法论在西方设计史上逐渐明朗。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设计处境，对于“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合理利用，便内在地成了设计师任务拓展的一种必然要求。

    在此之前，传统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已开始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冲击与挑战。

   尽管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范式早已经衰微，但放眼整个20世纪中国，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却基本上一直是设计界的主流和理论界的共识。直到今天在设计院校的课堂上，几乎任何一部《设计概论》教材都会专门设置章节来讲授“功能”之于设计的重要性；对于功能的强调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反之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加上过去设计界总是受到建筑界“形式追随功能”等等宏大口号的影响，天然地把“功能”的对立面设定为“形式”，并且赋予了“形式”一词“华而不实”、“形式主义”等方面的联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其实早已开始不知不觉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

   然而，从根本上说，真正对于功能主义设计理论构成颠覆性挑战的，可能还不是商品的情感、审美等等艺术层面的属性，而是在技术层面上如何能够保证设计师持之以恒地从消费者身上获得利益和收入———这正是以往功能主义忽视设计主体的一种体现。所以功能主义自身蕴含着深刻的悖论，即一方面，“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倡导尊重产品的使用者、考虑使用中的便利性与耐用性，但同时这种“以人为本”的实践不可能做得很彻底，因为提倡产品耐用性的同时，往往容易导致对于产品设计者经济利益的忽视。另一方面，功能主义理论在重视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反命题，即产品的使用功能与商业功能二者很多时候互相抵牾。

   毫无疑问，当“有计划的废止制”一旦从一种商家隐性的策略变成设计学中一种显性的设计方法，必然有可能在设计伦理的层面引起波澜，难以让广大用户接受。因此，即便是“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典型代表“宜家”，也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诉求其“耐用性”的一面。诸如在售卖现场用一种机械装置不断地撞击座椅以表明其坚固等等。其实人们在市场中倾向于购买“宜家”的产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产品设计的喜爱，至于“耐用性”的问题反倒不会被优先考虑。因此，这种“撞击实验”放在“宜家”的展厅里，总让人感觉一种欧美人士特有的反讽或幽默。《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