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山寨化”之路

     从山寨第一次走入人们的视线，到它成为2008新词语使用频次之首，起源于广东话的“山寨”二字已经成为众多名词的定语。作为最早被“山寨化”的手机，有的已经实现“去山寨化”，有的正在“去山寨化”的路上，有的已经在昙花一现中被市场的激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经历了备受非议的过渡，山寨手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征程。

    1、逝去的山寨机企业

    “深圳的老板可能是瞬间的。可能今天拿货还能见到人，隔天就找不到了。”深圳华强北赛格电子城的一个店铺的曾老板说得很轻松。已经从业近7年的他，对“中天”手机的瞬间沉寂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谁还贴中天的牌啊，都贴金鹏和大显了。”另一位张姓售货员不经意的一句话，更让中天这一曾经的“山寨之王”多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2008年11月7日，中天通讯董事长黄朝晖等公司之内的家族高管突然“集体蒸发”，市面上虽然还有大量中天手机，但基本都是贴牌机。“那事儿当时在深圳传了好一阵子，听说他们（中天通讯）还欠了好多供货商的钱呢。”曾老板紧接着又说：“其实也正常，只不过是中天的手机当时卖得还不错，还是上市公司。”

    “高管蒸发”的同时，伦敦证券交易所AIM市场，ZTC.L（中天通讯上市代码）公告停牌。红极一时的中天手机至此走出了深圳、华强北那片以市场说话的土地。正像它的山寨式崛起一样，中天通讯的结果就是迅速的山寨式陨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位接近中天通讯的业内人士指出，中天通讯的快速崛起和瞬间倒闭的轨迹，其实也是相当一部分山寨手机厂家已经走过和将要走过的一条不归路。“除非有自己的品牌，否则，未来可能只是极个别的企业能成功从山寨走出去，绝大部分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2、“洗白”的天语

    2006年前的天宇朗通是沉默的，栖身于众多山寨手机企业的大潮中，可能除了荣秀丽和公司的高管们，没有人能想到“天语”能坐上国产手机的头把交椅，甚至摆脱山寨的帽子。

    天宇朗通不否认，公司一开始的发展战略就是瞄准低端消费者市场，利用简单但是具有破坏性的联发科技（MediaTek）技术平台，为消费者提供物有所值、功能实用、引领潮流的手机产品。

    大约是在2008年，铺天盖地的广告让消费者对“天语”手机有种猝不及防的感觉。“从当时媒体对其的报道来看，天宇朗通的品牌化已经初见规模。”一位长期从事IT报道的记者如是说。他认为2008年的天宇朗通可以用“辉煌”形容：华平入资、in像系列品牌手机的推出、3亿资金的市场推广——都是天宇朗通自觉“去山寨化”长征途中的坚实步骤。

    “现在，天宇朗通拥有员工1600人，其中将近600人从事研发，七成的人力被用于CDMA手机研制和销售。与此同时，为了突破单一技术平台的制约，为3G储备技术，公司还在研发上投入了1.5个亿。”荣秀丽如今提及的这些数字，是很多山寨手机生产商还不可企及的。

    当然，同大多数山寨机一样，天宇朗通也需要和其他企业进行合作，不过天宇朗通的合作策略是“只与全球前五、全国前三的上游伙伴合作，并与最好的手机代工厂合作”。据了解，目前，富士康、比亚迪、东信等工厂都有天宇朗通的OEM业务。

    在荣秀丽的计划里，2009年天宇朗通将有600万到800万部CDMA手机被中国电信采购。她的销售总监之一卢伟冰认为这一数字为1000万部。

    据了解，2007年，天语的出货量达到1700万台，一跃成为国产手机的领军者。而在2009年9月最新的家电下乡统计数据中，天语的销量位于第三，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两大全球手机厂商。

    要知道，2006年正式获得牌照之前，天语主要给一些国产手机贴牌生产。

    3、特立独行的金立

    同样经历“洗白”过程的还有金立。尽管金立董事长刘立荣不认为金立和山寨机有类似之处，但在众多消费者看来，二者还是不乏雷同之处。2002年，深圳金立成立。由于没有牌照，由金立生产的手机，在终端贴的是天时达的标识，渠道以及售后都由金立负责。到2003年，金立正式推出了自己研发的手机。

    “山寨机最大的问题，是它不朝一个长远的目标去做，而只是想在这个机会当中赚一些钱，所以它在品质保障方面可能会向眼前的利益让路，结果是影响了消费者对国产手机品质的信心。”刘立荣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国产手机厂商如果定位在低端，肯定受到山寨机的重大冲击，赚一把就走的赌博心态越来越明显，从而导致厂商忽视品牌和品质的建设。

    “一个成熟的手机芯片方案，确实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机型，且产品性能相对稳定，如果采取研发外包的方式，确实可以减少研发的投入。看似是一条企业快速赚钱的好途径，其实不然。生产外包、研发外包，只能导致产品的同质化更严重，产品没有差异化，只能昙花一现。”他认为，金立采取的是研发外放，但所有的核心技术、研发的主要环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就能自行在研发的过程中加入更多人性化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功能，并更有利于控制手机的成本，让产品拥有更好的性价比。

    当然，不论是天宇朗通还是金立，都面临着如何在规模增加的同时保持小企业的灵活性的问题，这也是困扰众多中小企业的一个市场悖论。在抗衡“传统主流”后形成一定范围内的“新贵主流”，如何在主流下继续实现高速发展，将是脱去山寨外衣后的“标杆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4、山寨手机路何在

    在维基百科上，山寨被定义为：山寨原指山林中设有防守栅栏的地方，也指有寨子的山村。山寨行为，则指的是个人或团体对知名事物的粗陋模仿与改动而又自成一体。由此得到的事物，亦被冠以“山寨”二字。

    仔细品味这几句话，不乏山寨产品“上不了台面”的意味。另外，一些环保人士也指出，山寨机淘汰率高、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来自香港“地球之友”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不少消费者平均不到1年8个月（折合约600天）就会更换一部手机。我国每年更换下来的废旧手机约1亿部。这其中就有来自山寨机的“功劳”。

    山寨手机生产商面对的不仅是质疑，还有成本的压力。记者在深圳华强北采访时，就听到有经销商抱怨，往年国内整体手机销售每年约有30%的增长率，2008年的增长率还不到10%。但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却在持续上涨。

    一款普通机型的开模费从20万元到50万元不等，再加上各种采购费用和人力成本，生产一款手机的成本至少在300万元到500万元之间。如果按照一款手机300元到500元的“出厂价”计算，“单款机型1万部的出货量，已经成为圈内的生死线。”一位已退出“山寨机江湖”的从业人员曾晒过这样一组数据。

    同样在华强北，记者也听到了终端销售人员对此的评价：“生产山寨机的企业可能会凭一款机型走天下，但败也是家常便饭，经常有一款手机只卖几百部的情况。”

    5、路有多远

    面对质疑和压力，大量的山寨机企业在谋求“去山寨化”。

    在位于华强北的曼哈通讯数码广场，记者一边挑手机一边和老板闲聊。“等我赚了钱就离开华强北，不做手机生意了。”问及原因，老板也道出了他的苦衷：“很多生产山寨机的大佬们都撤了，我又没资金能做品牌机，硬撑着还有什么用呢？”言语间，看到的是他对山寨机未来的担忧，同时还有一丝对大量企业“去山寨化”的无奈。

    在网上开店的赵庆宁当初是靠销售山寨机赚取了第一桶金，他对记者说：“现在的山寨手机和以往的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生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做了。”

    赵庆宁认为现在山寨手机最大的变化就是质量，消费者的敏感度也已经从价格上延伸到了质量上。赵庆宁还给出了一个山寨圈内的“秘密”——市场销售量在8000台到10000台的山寨手机，其技术、工艺、稳定性是相对比较成熟的。

    “虽然我现在不做山寨手机生意了，但我还是会关注山寨机。7月份，深圳诺亚信手机就出资赞助深圳足球俱乐部，而且许多山寨手机厂商还邀请明星代言人进行宣传，例如何炅代言的亿城手机，佟大为代言的亿和源手机，蒋雯丽代言的亿通手机等等。”赵庆宁说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山寨手机正走在去山寨化的路上。

    但是记者在诺亚信的官网看到，不论是LOGO还是品牌的中文发音，都让人无法不想到诺基亚。

    像天宇朗通和金立那样自成品牌是很多山寨手机企业的梦想，另外，被称为“山寨之父”的联发科也在谋求与欧洲知名通信企业沃达丰的深度合作，同样被业内认为是联发科摆脱山寨之名的宣言书。

    “上了轨道了，拿正牌了，不仿冒别人的机子了，懂得稳定质量赚口碑经营品牌了，那就不是山寨了。”赵庆宁如是说。

    “事实上，很多生产山寨手机的老板们都想转型做正规手机，但是，从组装手机的小作坊到正规的手机厂商，其实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像天宇朗通、金立等能最终修成‘正果’，显然绝非一日之功。”华强北一位曾经代理过山寨机的终端销售商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