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你了，老师

    文/宋菲  贾江伟  图/李滨

    我们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或许在幼儿园时曾教我们唱过一首哼了一辈子的儿歌；或许在小学时曾像大朋友一样地陪伴我们；或许在青春期时，因我们的逆反而流过眼泪；或许当我们只身一人离开家走进大学时，只有他们侧耳倾听我们的诉说，把肩膀借给我们靠一靠。这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曾在我们的生命中隆重登场，完美演绎，却始终不曾退场，最后一期圈子让我们走近这些人生不同阶段老师的内心世界

温暖的陪伴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九小学校长  市级优秀教师  单宁

    有一次，一个小学生问单校长：“我知道老师是教课的，传达室的师傅是收发信件的，那校长您是做什么的啊？”孩子这无意间的一问，深深触动了他。他不愿给孩子们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校长所做的无非是在大的活动上讲讲话、宣布点儿重要要求。于是，上任后不久，他立即做了两件事：一是每周在校长办公室跟几个学生聊聊天，交流交流感情；二是设立了留言板和家长信箱。“既然要想办人民满意的学校，就要多倾听来自学生和家长的声音。”坚持到目前，每天下班，单校长都会抽出四十分钟时间给家长留言逐一回复。“即使再忙，这件事也不是他人能代替我做的。我有我的语气和遣词造句风格，再了解我的人也跟我不一样。”单校长说。

     除了跟学生谈心，设立留言板、家长信箱，听说今年“六一”儿童节那天，您还亲自站在校门口为学生们送贺卡，您的工作做得真细致。

    做教育比拼的就是谁做得细致。粗线条的、不兼顾孩子生活和情感的教育永远都是冷冰冰的。细致这点可能与我二十多年当班主任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是数学专业，毕业后先教了两年数学，后来极力申请教语文，因为小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班主任通常是语文老师，我就是想当班主任，喜欢跟孩子们一起经历成长的喜怒哀乐，我所有快乐也都来自这里。

    当一个成功的老师首先得真心实意地爱孩子，多进行亲情的交流。当班主任的时候，我会组织孩子到什刹海，坐在长椅上聊天，告诉他们我小时候就是在那儿生活，给他们讲我母亲给我讲过的很多故事；平日周末吃过晚饭，我会把孩子们约到学校操场踢足球，随后一家人一样到教室看电视剧；有时候刚批评完，他们就跳到我肩膀上，“单宁单宁”地喊我名字，师生之间就应该这样。孩子们有时还会约我去家里打游戏，老师就不能打游戏吗？我会跟他们一起玩儿，但事先商量好只能玩一会儿，长期下去就会和学生距离拉近，你再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就会信服。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孩子还有那么多娱乐时间吗？

    现在孩子缺乏娱乐、劳动和锻炼的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占据了，难怪孩子作文写出《快乐的星期八》，很多孩子周末上课外班往桌子上一趴，下了课家长往嘴里塞点儿干粮，就又被带着赶往另一个辅导班，孩子、家长都受罪。课外班可以报，但家长要观察他的兴趣点，不能让他对学校和学习失去兴趣。我常说，成绩好坏是一方面，首先得让孩子每天来学校是高高兴兴的。我的孩子目前准备上小学，开始也报了各种各样的班，但我尽量抽出时间和她妈妈一起去听，观察他的状态，不爱学的一律砍掉。

      与孩子在一起也有过不少感动吧？

    我曾经教过3个5年级的学生，他们沾染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被扣在派出所。我到派出所领人的时候，他们告诉警察是老师教唆的。我当时特别委屈，但我告诉他们：“只要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们三个可以平平安安地出现在我的课堂上，今天的一切就当一场梦，我们还是最好的师生关系。”毕业之后，他们回来看我，都很有出息，回忆起那段往事，特别想找个机会当着老师的面把当年的眼泪流个痛快，其中有一个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中间空了很多格，信的最后告诉我，那都是他掉过眼泪的地方，这些对于老师来说可谓最好的褒奖。

       您以前经常家访，应该离不开车吧？

    家访的时候，我愿意跟着孩子们走走他们回家的路，他挤公交我也跟着挤，他穿小胡同我也跟着穿，他过几座桥我也跟着过，不怎么开车。不过现在经常去郊区开会，就得开车，去的路上赶时间，速度不慢，但帕萨特跑起来相当稳当。

    就象动画《麻辣教师》里面的鬼冢，电影《热血教师》里面的克拉克，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能遇见这样一位用心的班主任该有多幸福。单校长认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老师可以轮转，可以总结经验，把失败变成成功，而家长只有伴随，只有一次，成功了是一生的快乐，否则是一生的痛苦。所以家长要被当成一种职业，应该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和岗中的继续教育，而提升家长的素质，学校责无旁贷。

    单校长坦言，现在直接与孩子接触的机会少了，觉得在教育的芳草园中的乐趣也不如从前了。不过，从面向几十个学生、家长，扩展到上千的学生、家长，如今的单校长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延续着二十多年来的激情，站在更高的山峰上领航，并将爱的理念薪火相传。他乐于把多年教育经验与年轻老师分享，那个时刻，仿佛又找到了当年跟孩子们交流的那种幸福感觉。

大学大精神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 刘笑盈

    “70后的大学生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给予的机会充裕，自己也有努力向上的劲头；80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对问题的思考更多，同时困惑也多一些；90后草莓族，外在光鲜，内在不够坚强，但个性十足，对老师的要求更全面、更苛刻。”刘老师的学生遍布70、80、90后，跨度也从小学学生到大学博士。插队时，他当过民办小学教师，大学毕业后教过中学、大专，上研究生时在郑州大学和北师大教本科，到传媒大学以后带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生。他常开玩笑说，自己当老师绝对资深。

      哪个时代的学生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90后的学生很难教，他们有时候比老师知道的东西还多，你刚提到一个词，他们立刻在底下拿手机、ipad一查，然后喊“老师你说错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老师还真得小心点儿，不过有时候不敢放开讲，他们也不爱听。有一次给一群90后的学生上课，班上老有人说话，很浮躁，我拿起书包就走了，走出教室，一个学生追上来，塞给我一个小条，说我不在讲台上，他们心里没底。有的时候我出差，他们都会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说即使与我见不到面，只要知道我在北京，就感觉有了主心骨。所以说，90后的学生需要一个踏踏实实的老师给他信心，给他们沉甸甸而不是飘在空中的感觉。所以，老师首先要踏实做学问，不能浮躁。我闲暇时喜欢去找门口钉鞋的老头聊天，往那儿一坐，看人家每天按点来、按点走踏踏实实的状态，心里特别平静。

     您的研究生弟子们自发建立了一个“笑意盈盈”的微博群，还组建了一支“刘家军”，可见您的魅力指数相当高

    我过55岁生日那年，正好带的研究生有55个，他们跨度有七、八届，相互不认识，涉及到新闻学各个领域，我借机组织他们到雾灵湖玩了两天，想让他们之间有个交流，他们当时就打出了“刘家军”的旗号。

    我个人认为，好的老师首先得有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对他们好，学生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第二是肚子里得有货，不光要让他们学到东西，还得是用得上的东西，最好超出本学科以外的范畴。我的个人经历比较复杂，1996年下海经商，做服装生意，后来东南亚经济危机，生意赔了，又回到教书的老本行。经商期间，工人、厂长、大队书记、电工、水工、商场经理等形形色色的人都接触过，增加不少阅历，再回来做学问才知道哪些学问有用，不联系实际的学问不是真学问，而学生又比较喜欢阅历丰富的老师。

    您现在还经常给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培训，面对官员和面对学生有哪些不同？

    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特聘我为讲师，至今已经讲了将近200场，全国只有四个省没去过。官员的学习态度比学生好，因为在工作中他们确实遇到了问题，所以听得很认真，每次讲完，他们会给予我很多掌声。有的时候整个会场连一个咳嗽的都没有，三个小时没有人进进出出，连开会都没有那么规矩。

    现在面临舆论活跃期、舆论膨胀器、舆论高发期，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遇见过，全球化就是风险社会，中国又处于转型时期，两个重叠起来事情本来就多，再加上媒体发展，对政府舆论引导水平要求很高。总体来说，我们新闻发布制度的推广是有成效的，发言制度健全了，发布会频率和信息量也明显增加了，以前外交部发布会一月一次，一周一次，一周两次，后来发展到一周五次，这是巨大成绩，但很多制度仍不健全。

     您1996年下海经商，买车应该比较早吧？

    那会儿开昌河面包，为了公司拉货。我有一回开这车去钓鱼台国宾馆，之前得登记车牌号，警察对了半天车号，没错，很无奈地放我进去了，这事儿对我有点儿刺激，立志买辆好车。1998年买了辆捷达，当时这可算是好车，如今虽然换了新车，但对“老三样”还是比较有感情。

    “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哪个？”谈话中刘老师反问我们，就在我们刚要开口说清华、北大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黄埔军校、抗日军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黄埔军校条件苦不苦，但培养的精神打垮了北洋军阀；抗日军政大学设在延安窑洞，条件苦不苦，却解放了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条件苦不苦，却是诺贝尔奖的摇篮。有人说大学不是大楼而是大师，我认为，大学不仅仅是大师，更是大精神。老师的责任就是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培养学生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培养学生踏踏实实做事的气质。”

    采访尾声，刘老师习惯性地笑盈盈说道：当老师很好，尤其是大学老师，如果你能找到秘密的话会很享受。我们能感受到，教书对刘老师来说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生活，他陶醉其间。至于刘老师所说的秘密是什么，或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再说了，秘密就是秘密嘛！

我是你遇见过的一个人

北京新东方学校综合能力部部门总监 戴云

    走进新东方总部戴云老师的办公室，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墙面上的一大块白板，上面用黑色水笔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时间点。他让我们别小看这些乱七八糟的数字，“可是秘密武器呢。”为了保证老师、教室安排得当，保证学生的上课时间不相互冲突，开课日期、节课日期、中间休息多久，都得缜密地熬夜计算。随后他们会根据这些时间点设立课程，并绞尽脑汁地在课程上创新。戴云不否认把课程当成产品，把学生看作客户，“客户是上帝，只不过我们的上帝很年轻、很好学罢了”，这反而成为新东方老师特别强调的一个准则。

     我注意到，白板上写了一个时间段，7月13日~8月1日，8月4日~8月23日。中间只休息三天，每天8个小时，连续这么多天，这强度太大了吧？

    你说得不对，强度比这个还大。通常每天讲10个小时，11、12个小时也都是有可能的。

     身体吃得消吗？

    我在新东方教书12年，用实践证明这是没有问题的。每次上课都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从没有学生见到过我半死不活的样子。其实，上课之前我还嚷嚷累死了，上了讲台，一看到学生如饥似渴的眼神，精神头就特足，但一下课就又后悔了，劝自己真是应该注意点儿。老师也有病痛，也有烦闷的时候，但只要走上讲台的一刹那，就应该像演员走上舞台，立马进入状态，不该有的情绪都该抛弃。

      这算是新东方老师的一个共同特点吗？

    对。不过，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以前老听学生说新东方老师教得好，我问他们好在哪儿，听他们说完之后我不服气，认为自己也可以，就来面试了，结果就被录取了。

     那您觉得在大学教书和在新东方教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在学校主要是老师给学生打分，而在新东方完全没这个可能，只可能学生给老师打分。在学校，学生没来上课你可以给他扣考勤分，在新东方，学生没来上课，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个原因：他不喜欢你的课。或许他有很多原因，家里来亲人看他了，女朋友生病了，自己病了等等。但我们认为，如果你教得足够好，他有任何事情都可以为上课让步。另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学校教课比较追求面面俱到、系统性地教授，这里目的性更强，就为了让你通过考试。知识够考试的就行了，考试考过了以后再在知识的海洋里蛙泳、自由泳、仰泳，甚至狗刨都无所谓。不过，社会上对新东方的教课方式会有一些争议，两种声音，对我们有利的言论是，考什么就讲什么，目标很明确。不利的认为新东方太过于应试。托福、GRE也不是中国发明的，有考试就有应试，针对考试的培训就有市场。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大学的学生年龄段比较齐整，新东方的课堂上既有60岁的，又有6岁的学生。60岁的多是准备出国的老教授、老工程师，打算去国外做非英语专业的访问学者。我还教过一个6岁小姑娘，后来有个9岁的小男孩，托福、GRE、高级口译都学了，对他来讲背英语不是痛苦，跟同龄人打游戏的乐趣是一样的。

    也有人说新东方老师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老师的一种颠覆

    各有各的优势吧。新东方的老师擅长信息传递，把一个东西演绎出来让人明白并轻松记忆，但也要认识到与大学老师之间的差距。我认为两者结合起来最好，既有丰富的学识，又讲得生动、绘声绘色。

     听说学生们封您为教主，是不是您在课堂上会传递一种信仰？

    更多传递的是一种追逐梦想的信念与动力吧。我的学生都是怀揣着梦想来到我的课堂上的，梦想归梦想，但转念一想，好困难啊，还是去睡一会儿。我常常用激情点燃他们，让他们坚持梦想不放弃。我常说，在一个优秀的群体当中，你即便不想往前走，这个洪流裹挟着你，你连滚带爬的也会比一般人走得远，人要有这股劲儿，学的时候最用功地学，玩儿的时候最疯狂地玩儿。

     您休假的时候也会驾车疯狂地玩儿吗？

    当然，我很喜欢旅游，也很喜欢车，家里有两辆，一辆奔驰，一辆尼桑的蓝鸟。蓝鸟是读大学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印象很深刻，若干年后出于某种情节买下了。奔驰C200T是买给老婆的。我买东西属于冲动型，速度很快，买车也不例外，半个小时搞定。

    戴云老师相信“人生向上”，认为没有不想努力的学生，之所以学不好，只能说明教育方法不得当。所以他总是义无反顾地把一切责任大包大揽地推到自己身上。课堂上，他连珠炮似的言语让人根本没法打瞌睡，生活中，他却喜欢种种菜，逛逛菜市场，看看红红绿绿的果蔬。蓄势待发的激情退去，是一种似水柔情，他希望多少年之后的一天，学生仍然能回忆起戴老师讲过的某一句话曾鼓励过自己，给自己带去过欢笑，“希望他能记得，我是他遇见过的一个人。”

《产品可靠性报告》2012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