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金方书院在北京临空假日酒店举办了一场感人肺腑的谢师会——“薛钜夫谢师会暨从医五十年收门人庆典”。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和金方书院的创始人薛钜夫，向在座的师长、亲朋好友以及他的学生，深情地回忆了他与恩师祝谌予的点点滴滴。

薛钜夫在“薛钜夫谢师会暨从医五十年收门人庆典”上忆师恩

薛钜夫表示，其少年时便向祝谌予学习中医，深受恩师的教诲。从医已逾五十年的薛钜夫，至今仍活跃在第一线，不仅用自己精湛的医术为人们带去健康，还培养出了众多优秀弟子。

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创办的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可谓蜚声国内。如今，随着金方书院在中医教育以及中医学术上的不断发展，薛钜夫终于可以告慰恩师：他完成了两代名医的夙愿，并将华北国医学院的教育理念薪火相传。

祝谌予与弟子薛钜夫

华北国医学院有开创之功

兼容并包培养众多中医大家

提及华北国医学院，对一般读者而言，或许并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对于中医界来说，它有着赫赫威名，称它为“中医的殿堂”，一点也不为过。它由一代名医施今墨，于1931年创办，此后的数十年间，它培养出了祝谌予、翟济生、哈荔田、董德懋、李介鸣、刘贵权、史道生、薛培基等众多毕业生，日后撑起了祖国中医的半壁江山。他们继承施今墨遗志，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医，为中医药传承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华北国医学院开学典礼

熟悉华北国医学院历史的人都知道，华北国医学院成立时的艰难，远甚于今日。

民国时期，中国医学发展历程上，曾两次掀起取消中医、废除中医的“浪潮”：第一次是北洋政府教育会议制定《壬子癸午学制》中，完全没有中医的内容。第二次则是在1929年2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一致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在全国中医院界的努力抗争下和集体请愿之下，该法案最终被取消。

但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对于中医而言，并不乐观：随着西医的不断传入，西医在中国不断开办医院甚至办起学校，而国民党政府没有设立任何管理中医的机构，更没有中医院校或研究机构；甚至中医界内部，对于中医的认识都不统一。

此后，国民党政府批准设立了中央国医馆，施今墨就任副馆长。由于经济拮据，中央国医馆形同虚设，施今墨毅然辞职，继续组织全国同仁为中医的发展据理力争。

在为中医的发展而积极奔走的岁月里，施今墨意识到，单凭一个两个中医名家，并不能改变中医的现状，只有整个中医群体的崛起，才是中医复兴之路的关键。于是，施今墨慷慨解囊，自己购买校舍和设备、聘请志同道合及中西医兼通的教师，编审教材。经过紧张筹措，由他亲任院长的华北国医学院于1931年末正式开办。

1937年在《文医半月刊》上，施今墨再次强调了他的办学理念：“学问之道永无止境，取短见长学者本色。当此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吾国医学陈陈相因之玄说奥理，而走向科学化之途。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应信任之，反之摒弃不用也。”

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奠定了华北国医学院的发展基石。施今墨在教学之余，也长期从事中医临床，不但治愈了诸多疑难重症，而且创制了众多新成药，为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祝谌予言传身教

将施今墨理念根植下一代

在华北国医学院的教学实践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施今墨通过“编书、办医院、开学校”三位一体的途径来复兴和发展中医。施今墨特别强调：“盖编书为保存过去的经验，办医院为应用现在经验，开学校为推广未来经验。三者不备而言复兴中医是犹工厂投资不足，原料机械人工缺一任何条件，希欲获得优美之货色能乎不能？”

薛钜夫说，如今的杏园金方是两套体系，杏园金方国医医院是医疗体系，金方书院是教育体系，这正是施今墨老先生三项主张“编书、办学、办医院”的延续。

1933年，祝谌予拜施今墨先生为师，成为其开山弟子。此后，祝谌予白天侍诊左右，晚间秉烛夜读由清末儒医周介人为华北国医学院编著的经典基础理论教材，反复研习施今墨医案，从而打下了坚实的中医临床基础与实践功夫。祝谌予受施今墨的影响，整理《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药对》等书籍，把20世纪40年代以前施今墨先生的临床经验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

《祝选施今墨医案》

薛钜夫指出了这些书籍的重要意义：在《祝选施今墨医案》之前，早期医案的内容多是不完整的，例如很多著名医案或是有脉没有证，或是未记录症状信息（望、闻、问、切四诊信息），或只叙病案分析等情况，很少将病程全貌呈现出来，难免让学生（尤其是初学者）感到困惑。而该书将病人初诊情况至后期全部复诊情况完整地记录下来，犹如将后学者置身于看诊实境当中。

1943年，祝谌予学成回国后，正式到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他教授的课程正是《施今墨医案》，由于祝谌予先生对中西医学融汇贯通，能从不同角度讲授，再加上他知道如何从学生易懂的角度切入，这门课非常受学生欢迎。

与此同时，祝谌予与施今墨对华北国医学院的教育体制进行了革新。他们设计了中西兼学的教学方案：中医课为主，西医课为辅。即，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七分为中医，三分为西医。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得到极大发展。1956年，我国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四所中医学院。熟知中西医的祝谌予，被任命为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祝谌予将施今墨先生和华北国医学院的许多教学理念带到北京中医学院：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一批优秀的临床中医师被遴选到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他们亲自编写教材，到临床上带教，把临床能力培养作为教学重点；在课程设置上，既有中医课程，也有西医课程，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的课时比设定为七比三……这些都看到了施今墨“三位一体”的身影。

祝谌予1975年担任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他是全国第一个在西医综合医院做中医临床科研的中医学家。由于自己“中学西”的学习经历，并结合自己师承教育与学院教育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再次推动了“西学中”潮流。协和医院因此出现了一大批热爱中医的西医医生，并且其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国家级、省市级名老中医。祝谌予对于华北国医学院教育理念的坚持，让中医在不同时段有新的发展。

三代人完成百年传承

金方书院开启新局面

对华北国医学院的教育理念深以为然，年轻的薛钜夫鼓足勇气提出：能否开办一个门诊部？这样就可以将施今墨著书办学办医院的理念继承开来。

这个想法得到了祝谌予的大力支持。1986年8月17日，“中西医专家门诊部”在顺义衙门村正式成立，这也是如今杏园金方国医医院的前身。当年门诊部成立时，祝谌予广邀京城三十八位中西名医来院应诊。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轰动的新闻，杏园金方也成为全国第一家由众多名医出诊的民营医院。

杏园金方成立之初，三十八位老专家在医院出诊

中医学术传承首重临床，而临床的精髓都保留在医案上。薛钜夫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这些中医大家们宝贵的临床经验，从建院伊始就设立专款，为专家们开设门诊大病历，统一保留在医院中。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远见卓识的学术举措，使得今天的杏园金方能够完整保存了名医大病历累计达14万份，并创造性地保存了祝谌予诊病的声像病历5000多人次，还有大量的老先生诊病、讲课的录音及录像资料。薛钜夫说，这些资料，就是金方书院的“源头活水”。

三十多年过去了，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和金方书院，两者相辅相成，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从2000年起，金方书院开办中医大学生临床课堂、中青年医师学术讲堂、中医经典读书会、金方弟子班等，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名医，施门第四代传人黄河青、黄春梅、张强、赵俊等是其中代表。如今，杏园金方国医医院70%的门诊量，就是由他们这一辈年轻医生完成的。当其他民营医院如今仍然依靠外聘老专家支撑的时候，杏园金方医院早已走上了年轻医生担当大任的道路。

在薛钜夫的举手投足间，处处可见华北国医学院的影子：施今墨主张学生应该接受一人多师的冶炼，以此摒弃门户之见，比如，他让祝谌予同时跟随施今墨与周介人二位老师学习理论与实践体验，他让薛培基（薛钜夫的父亲）在白天跟随施今墨诊病的同时，晚间又随朱壶山、富雪厂等老师系统学习《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等经典课程。这一传教模式，后来被植入杏园金方与金方书院的传承体系。

祝谌予在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初期，采用的小班教学模式，增进了师生之间的紧密联系，学术交流氛围融洽，这也成了金方书院“金方师承班”的雏形。

2016年，薛钜夫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渡舟老师学术继承人傅延龄教授担任金方书院院长。2019年3月，书院以崭新的面貌面向社会开放。

如今的金方书院，全面总结华北国医学院教育理念，设立教育专项基金，创办金方论坛和金方百家讲坛。同时，研发更多面向广大青年中医师、中医学生的实用课程……全新的金方书院创建了独特的书院式中医学徒制模式，承担师承教育、学术交流、文化传播三大功能。

一期一会，薛院长与金方弟子班的弟子

薛钜夫用一句话来总结金方书院的成果：现在经过金方书院培养出来的中医医生，在全国都有非常好的口碑。这对薛钜夫来说，是莫大的安慰。随着收获这一系列开创性的成就，他终于可以告慰恩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传承了华北国医学院百年脉络的金方书院，正续写新的篇章。

(责任编辑: 崔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