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深层次问题

      二十年前，中国曾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假冒伪劣运动，名曰“中国质量万里行”。当年，媒体披露打击的主要是散兵游勇式的小作坊，但现在被曝光的往往都是“正规军”，且不乏所谓的大企业、“品牌企业”，而且，手段越来越隐蔽，性质越来越恶劣，其深层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文/本刊记者 宿希强

    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到问题明胶，从婴儿必食的奶粉到饭桌上几不可少的猪肉到中老年离不开的药物胶囊，中国食品药品两大民生领域，从企业到产业再到行业，与之对应的是不同形式的掺毒制假产业链。

    事实上可以列举的更多，近十年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爆发的质量安全事件空前地密集，而且尚未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问题出在了哪里，怎样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这成为转型期的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主流价值观的迷失

    二十年前，中国曾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假冒伪劣运动，名曰“中国质量万里行”，也正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质量战争催生了本刊的诞生。但现在的情况和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假冒伪劣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初期市场的无序与杂乱，媒体披露打击的主要是散兵游勇式的小作坊，但现在被曝光的往往都是“正规军”，且不乏所谓的大企业、“品牌企业”，而且，手段越来越隐蔽，性质越来越恶劣，其深层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这一变化也表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企业界和商家的道德和社会诚信并没有同步前行，反而，道德滑坡严重，社会诚信缺失。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到问题明胶，企业造假掺毒，不是物质在起作用，而完全是企业家和商家的精神层面出了问题。

    三聚氰胺、瘦肉精及工业明胶，从事件的性质来看，几乎都无异于投毒。被波及的产业链上的所有人、所有企业并非不知道使用违规原料的后果，但为了降低成本，为了利益最大化仍有意为之。在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和最大限度获取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企业完全沦为了明知故犯和明火执杖的造假者、掠夺者，这种赤裸裸的犯罪行为简直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

    温家宝总理曾呼吁“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而道德沦丧的背后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迷失，而没有价值观、没有信仰的人是缺少敬畏的。在现在很多人心中，对金钱的崇拜压倒了一切，“能赚到钱就意味着人生的成功”，有日本人就曾惊呼：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热爱金钱的人！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种韭菜的不吃自己的韭菜，生产轿车的不开自己造的轿车了。当对利益的追逐欲望压倒一切，而又无所畏惧的时候，种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情况就成了必然。

    如何遏制这样的情况继续蔓延，应成为全社会高度重视并思考的一个问题。

    GDP片面追逐下的监管失灵

    企业之所以“无所畏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监管的“失灵”。

    最近十年间，一些堪称地方“纳税大户”的企业或者抱团的产业集群，成为地方保护的重点对象，而地方上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更是地方政府呵护、优抚的“宝贝”。地方政府基于对GDP的片面追逐，基于对地方财政的充实，往往不惜牺牲原则，以成全企业的所谓“发展”。

    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作为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形。实行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惯例。市场竞争要求财力相对分散，而宏观调控又要求财力相对集中，这种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反映到财政管理体制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地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在分税制改革进程中，关键是要正确处理财权、财力和事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央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给予地方必要税种立法权、税率变动权限等，在中央给予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可以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给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横向支持。但在实际运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却过度考虑“小利益”而开始“应付”中央政府。

    从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再到问题明胶，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方监管部门的失守，且对所谓的潜规则，“非不知，而是不为”。所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不能再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说明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一些环节出了问题。

    这直接挑战管理者的宏观意识、社会责任和对经济的驾驭能力。就“毒胶囊”来说，有人曾建议就监管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避开地方政府的干预，但这属于“自说自话”，简单的调研就能发现，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任何部门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局外者的想象。

    法治震慑力的不足

    沉疴须下猛药。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再到问题明胶事发，表明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并未得到足够的法律震慑。大陆法系一直秉持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法律精神，这也使得中国的惩罚性赔偿千呼万唤也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杀伤力”。毕竟，对不法者的仁慈，往往就意味着对公众的伤害。如果当年法律对三聚氰胺的主要责任人给予更加严峻的处理，使掺毒造假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让案件处理足以震惊社会，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问题明胶事件了。

    以美国为例，就“毒胶囊”而言，重金属超标罚款坐牢没商量。尽管美国国家药品管理局没有专门对铬的检测，但是有对重金属的检测，制药用途的明胶都要达到其标准。在美国，这一标准是明胶中的重金属含量不能超过50ppm，这一限制将由FDA来执行作为质量标准。

    美国FDA拥有检查药物成分制造商的权力，在出现危险或者某些原因下，药物制造商会被检查，而FDA有时也会对进口的辅料进行检测。此外，FDA还会对药典中的成品药进行检测以确保这些药在质量、安全以及纯度上达标，并且和制造商宣传的一致。一旦制造商违反法律，就会面临罚款、没收产品或者监禁的处罚。

    因为违规犯罪成本过低，而使造假掺毒者受到变相的鼓励，这是社会管理的悲哀。

    企业转型之痛

    从另一个角度考量，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冒犯罪之险，行非法之事。那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了企业的铤而走险？以不久前的“毒胶囊”事件为例，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的产业群非常有代表性地折射出了转型期之痛。这里有本是中国的“胶囊之乡”，是国内最大的药用空心胶囊生产基地，年产胶囊1000亿粒，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二，2008年产值就已达到26.46亿元。

    在2003年之前，医药胶囊行业利润率高达20%，但伴随着竞争加剧，医药胶囊开始成为微利行业，利润率只有6%，更致命的是，多年来，“儒岙镇制造胶囊的技术提高的速度很慢”，这主要是因为，儒岙镇地处山区，无法从外面引进高科技人才，产业无法转型升级，只能生产低端的胶囊产品，加之进入门槛低，同质化严重，利润越来越少。实际上，产能最高的企业在6000万元至7000万元间，年产值1500万元的企业占了很大一部分，没有一家企业过亿元。

    当地政府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据媒体报道，新昌县儒岙镇党委书记盛学东曾撰文《新昌县儒岙镇胶囊产业集群发展研究》分析弊病：“胶囊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大部分又在儒岙镇，导致高层次科技人才难以引进，也无力引进。由于资金短缺，研发投入也少，自主创新能力弱，从而造成新产品开发能力弱，产品档次不高，品种单一，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严重”，并指出，“为了争夺市场，企业之间存在互相挤压现象，一些企业经营者甚至采取压价方式展开竞争，压质压价，相互残杀搞无序竞争，有的为降低成本违规使用劣质原料。”

    可惜的是，当地政府没有对这一原本非常好的产业集群加以正确的引导与扶持，如果说要对企业进行“地方保护”的话，这才是真正的积极意义上的地方保护。而不是出了问题治疗，更不是出了问题包庇。

    事实上，以县（市）为单位，中国基层类似的产业集群星罗棋布，在中国经历整体转型的同时，它们也不同节奏地迎来转型期、蜕变期。如何帮助这些企业顺利升级转型，既是从深层次上解决企业的质量安全问题，又是民生之福、社会之福。

《中国质量万里行》2012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