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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标准水
饮用水新国标为何尴尬延迟
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由卫生部、环保总局等部门在1995年制定实施标准的基础上，经过了6年的时间制定而成的，饮用水监测指标从原来35项增加到现在的106项，新增加的这71项标准加强了对水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对于砷、铅、铬这些重金属类的指标限制规定到了最低，以保证饮用水的安全，基本实现饮用水标准和国际接轨。
如果新国标落实，意味着我国的自来水和国外发达国家一样，将成为“直饮水”，标志着我国饮用水安全与质量方面的飞跃性提高，自然是公众的福音。
而饮用水新国标实施延迟，对于公众的期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引发了公众强烈的不满情绪，忧虑、愤慨、伤心……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外，甚至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迟迟不能落实，具有法律效应的标准一再被推迟，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国情大事，动用那么多部门、那么多专家的力量，新的生活饮用水标准迟迟难产，这其中的困难和障碍，究竟在哪里呢？
（本专题由记者宿希强撰写）
饮用水新国标被“推迟”的深层内因
原定于7月1日实施的我国饮用水新国标不幸落了空。6月29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布了各地落实饮用水新国标106项指标的时间表。根据该时间表，国家只强制要求到2015年各省（区、市）和省会城市106项指标要实行全覆盖。这意味着，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在经过五年的过渡期之后，再次推迟。
“不意外”的推迟
早在2011年3月，第十九届“世界水日”到来之际，经济观察报就引用专家的观点称，中国饮用水安全陷入“困局”，饮用水新国标是“不可能的任务”。
似乎是对此的呼应，就在今年新国标实施前两个月的5月7日，《新世纪》周刊发表封面文章《自来水真相》，文章披露住建部水质中心2009年的城市自来水水质普查数据：中国县级以上（含县级）城市的4000多家自来水厂中，出厂水质不达标的，至少为“1000家以上”，“不合格率可能接近一半”。此报道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公众一致呼吁住建部公开相关调查数字。
三天后，住建部水质中心主任邵益生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按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2009年住建部水质中心对全国4457个城镇自来水厂进行的水质普查结果显示，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58.2%，不达标率高达41.8%。不过，住建部同时公布了另一个数字：2011年住建部水质中心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国家认可的专业水质检测机构，对占全国城市公共供水能力80%的自来水厂出厂水进行的抽样检测，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升至83%。6月27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再次引用自来水出厂水合格率为83%这一数据。杜鹰在报告时指出，2011年全国设市城市公共供水厂出厂水水样达标率为83％，设市城市和县城公共供水末梢水水样达标率为79．6％。
两年时间，自来水水质就能如此突飞猛进？网友对此纷纷“吐槽”。
对此，住建部的回应是，出厂水水质合格率从58.2%上升至83%在于：住建部为加快城镇自来水水质达到新标准要求，制定了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专项规划，升级改造自来水厂工艺和更新老旧管网，提高供水设施水平；加强水质检测监测，严格要求供水企业实施精细化管理；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提高应对突发性水源污染的水质净化能力，等等。
但业内专家的话可能更接近真相。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分析，2009年58.2%的检测合格率，是对全国4457个城镇自来水厂进行了普查，而且采取的是第三方检测的方式。2011年83%的合格率，则是对占全国城市供水能力80%的自来水厂进行的抽样检测。“需要说明的是，占全国供水能力80%的自来水厂，大部分集中在大中城市，大中城市对供水投入比较多，也在更新管网，水质合格率比较高。所以，58.2%和83%这两个数字的基数不同，水质的提高并没有数据反映的那么明显。”傅涛直接指出，由于近年自来水厂的源水水质不断恶化，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投资很少，“水质提升不可能这么快。”
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排水分会给水委员会副主任、给水深度处理研究会理事长王占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由于现有监测制度存在漏洞，新标准看似将指标从35项增加到106项，但其中有更大空间可被利用，让地方机构和相关部门更轻易将水质打扮成“合格”。“过去用35项作分母，现在用106项作分母，反倒有利于地方。前者只要两项不合格，就达不到95%，后者即便有五项指标不合格，水质整体仍可算作合格。”
新国标由此进退两难：按标准饮用水水质应与国际接轨，但现实中饮用水水质因各种原因尚无法达到，怎么办？只有让老百姓忍一忍了：推迟。
谁来负责
更让饮用水新国标难堪的是，应实施未实施，却至今也无人担责，似乎也无处追责——甚至，连个简单的“致歉”都没有。
王占生对此表示，“这说明我国的法治观念很薄弱”。他认为，“严格来说，标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当初新标准是卫生部牵头起草，发改委、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等部委参与，最后由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即便某个官员说，到2015年，省级和省会城市要具备106项指标的检测能力，“这也不能算数”。如果新标准真要推迟实施，那就需要参与制定的部委之间相互协商，而且要政府正式发文告知公众。
但现实是，推迟也就推迟了。
在饮用水长长的产业链上，水质安全的管控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饮用水水源安全问题，要防止水源的污染和水源没水，水质和水量是否能够达到保障；二是水厂。自来水厂的运行是不是稳定可靠，符合规范要求，产生合格的自来水，这是一个生产过程；三是水的输配系统，就是管网、水箱，二次供水，和老百姓直接相连的环节会不会出现污染或者爆管。
数据显示，全国共计4000余家自来水厂，为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每天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除城市水厂外，还有上万座小自来水厂供应乡镇，工艺更落后，水源安全更难保证。
记者了解到，一般来说，供水公司正规的生产流程是，水源水→循环过滤池→净水库（加氯消毒）→管网→居民家。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水质产生影响，尤其是前三个环节。
而饮用水的监管问题更为复杂。按照现行法律，住建部是中国城市饮用水主管部委，下辖的水质中心专责监测水质。城市自来水公司是由建设部门主管，卫生监督由卫生部门主管，水源地由环保部门负责检测。而对乡镇自来水监管职责，一般由水政部门主管，或者县一级的卫生防疫部门、环境监测部门、质检部门等。
“多龙治水”的局面下，让人无奈的还有水质的检测与信息的不透明。在水质检测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总工程师宋兰合曾说，中国仅有两三个城市的水质监测单位独立于水厂，其余监测单位，哪怕是住建部水质中心的国家监测站和地方监测站，均由地方水厂内部水质监测部门担责，“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连他都感慨，“这样的自检自测可信度不高。”
可即便这样的“自检自测”往往也频率不高或秘而不宣。按照现行规定，即便是新标准的106项检测，地表水厂一年只需要检测两次，地下水厂一年检测一次即可。这导致的结果是，通过少检，一些地方水厂可以避开水质不合格风险高的月份。另外，水厂自检自测，检测合格就公布，不合格就不公布。水质检测次数少，还因检测能力过差。全国35个重点城市中，仅有40%城市有能力检测106项全指标，地级市、县级市全部需要送检，大批县市、乡镇水厂连常规指标检测能力都不具备。而发达国家，至少每月查一次全指标，每天都会检测十几项到二十几项不等的必检指标。
查处方面也是难点。对于供水公司这种关系民生大事的垄断企业，卫生部门时常感到无力。“供水公司只有一家，水一天也不能断，就算发现水质不合格，也不能吊销它的卫生许可证。有时水质虽然差到极点，但充其量是暂扣卫生许可证，处以几万元的罚金了事。”有卫生部门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饮用水水质问题经常被人为的一些因素所掩盖或弱化，一些政府部门为了“社会稳定”而掩盖水源污染造成的水质问题，从而也助长了部分自来水经营企业隐瞒水质实情，导致了水质保障从资金到管理的普遍缺位。实际上，公众对于自来水的水质情况所知非常有限。
有专家将中国饮用水水质状况大约分为几个层次：首都北京，尤其四环以内的主城区，水厂普遍上马了深度处理工艺，水网管道大部分更新，因此离直饮水距离最为接近；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型城市，部分水厂上马了深度工艺，但是因为主城区管道老旧等原因，目前无法实现直饮；其他省会城市等二线城市，仅有少数城市上马了部分深度处理工艺，因水源、管道等原因，部分城市水厂属问题水厂；上千座地级城市、县级城市，除少数城市外，因水源差、深度水处理工艺缺乏等，有大量的问题水厂。
也许一切都如宋兰合所说，“中国水厂的问题，越往下越多。”
工艺落后
长达5年的过渡期，饮用水水质难以提高，新国标难以实施，究竟难在哪里？
最冷暖自知的是处于“当事”位置的水厂。大部分水厂的净水工艺已不能适应中国水质的现状。很多水厂的负责人哀叹，“对于原水品质的下降，企业的承受能力有限。”
记者了解到，新国标中增加的绝大部分指标是有机污染物控制指标。这些有机污染物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后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进入自来水水源的。根据2005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报告，在中国不少城市饮用水源中检出数十种有机污染物，许多有机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对人体健康存在长期潜在危害。有关部门的调查则显示，目前中国不少城镇水域受到污染，大中城市自来水的源水合格率只有约70%，中小城市水源合格率则更低。
“现在自来水厂的工艺，大部分还是老三套：混凝沉淀，过滤、消毒。而这些工艺是100多年以前就采用的，100多年前的工艺处理的是100年以后的水，这100年有机污染物有多少？”王占生解释，“所以这个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处理30%的有机污染物。”
工艺未能及时更新换代，财力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自来水行业一直被视为公益性事业，一直采取的是“多亏多补、少亏少补、不亏不补”的低价格、高财政补贴的机制，价格基本上不受供求关系和成本变动的影响。随之而来的绩效不佳现象也日渐显现，如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和服务质量低下、资本投入不足、管理方法落后等，一度使我国自来水行业的发展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可供参考的数字是，据统计，2002-2005年，自来水行业实现的销售利润率均为-1%左右，有将近50%的企业亏损。虽然从2002年开始的“公用事业民营化”打破了这种局面，但整体来看，自来水尚处在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期。投资建设靠政府拨款，运营管理靠财政补贴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在技术、管理、经营等方面，和“洋水务”相比，差距还是很大。
自来水的价格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供水费、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但最终价格是受到物价部门的管制。在2007年底，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水价改革：经济效率、环境成本和社会承受力》就指出，中国当前的供排水价格过低，水价应该反映供水和污水处理中渐增的长期边际成本，尤其要反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成本以及资源耗竭的机会成本。
然而，因为成本不透明，近年来自来水的价格上涨冲动一直受到公众的非议。对此，王占生认为，主要是包括水厂在内的社会各方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增加深度处理的费用大概两毛到三毛，我们连折旧都在里面，假设我们给老百姓多增加三毛钱，大家喝一口好水，你说值得不值得，我觉得很值。你买一瓶水也要一块钱的，你说我整个水好了，洗澡水也好了，洗衣服水也好了，平时的水都好了，干吗不用呢，所以我们就是要宣传，要让自来水全面地提高水质。”
不得不说，公众对饮用水安全与饮用水健康，也普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因为水质危害并非“立竿见影”，尤其是有机物污染危害具有滞后性，许多污染产生的影响要10多年才显现。或许正因为此，公众对水质的监督、对“直饮水”的需求也不够强烈。
而国际研究表明，70%以上的区域性疾病与水质有关。根据国际健康医学的研究，水中污染物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体内，人体所吸收的水中挥发性物质有1/3经口进入（包括饮水和食物），有1/3经过淋浴时由皮肤吸入，1/3在洗涤或洗浴时通过呼吸进入。即便中国人的洗浴相对国外发达国家而言要少些，也会有超过1/2的水中污染物通过皮肤和呼吸进入体内。
不过，在专家看来，新国标未能全面实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重视不够，“没有像抓GDP那样抓”。王占生就公开表示：“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去抓，无论是卫生部、住建部还是国家标准委，都没有充分重视这件事。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重视饮用水，如果是GDP上不去，会认真去抓，但是涉及到水质安全的问题，如饮用水检测能力不具备、水质不达标，为什么你不去研究呢？国家GDP已经全球老二了，为什么在自来水检测能力上投入依然不足？因此，从中央到地方，没人重视新标准，新标准就会形同虚设。”
饮用水达到新国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水源地保护、自来水厂处理工艺的升级、管网的改造以及二次供水的管理等措施，需要大笔的资金。今年5月出台的《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以下简称《规划》）显示，中国城镇供水领域的投资需求大约为4100亿，其中包括水厂改造投资465亿元；管网改造投资835亿元；新建水厂投资940亿元；新建管网投资1843亿元；水质检测监管能力建设投资15亿元；供水应急能力建设投资2亿元。
但资金投入的来源并不明确。《规划》既未明确中央政府的投入金额，也未明确规定地方政府的投入金额。只是笼统地说，将继续安排中央补助投资，重点向中西部及财政困难地区倾斜，而其余部门几乎全部交给了地方政府。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水质安全监测室研究员张岚表示，解决水源水质、水处理工艺、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等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政府的投入和支持极为重要，但是不少地区在这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王占生也认为，饮用水安全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的投入不足，中央政府不能太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出钱，“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对自来水厂的投入已经很少了。根本原因在于，投资水厂利润空间有限。”他质疑：“在2009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为什么不投一分给每一个百姓都关心的城市供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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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城市“第二水源”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马锦亚把中国目前饮水现状，分为6个层次：没水喝；有水不能喝；能喝不卫生；卫生不安全；安全不健康；健康不规范。
符合新国标的饮用水属于“安全又健康”类，不在此列。这恰和现实相对应：中国内地无一城镇实现自来水直饮。
在迈向新国标的“征途”中，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作为自来水原料的原水受到污染已成饮水安全的“头号敌人”。因为，据统计，至2009年底，全国县以上4000多家自来水厂中，98%仍使用传统工艺。目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郑州等部分城市的部分水厂实现了深度处理。专家估计，至今采用深度处理的水厂，比例只会再多一到两个百分点而已。而与水污染相伴的是，中国水资源的短缺。如果把水污染导致的饮用水安全看做“近忧”的话，水资源的短缺即是“远虑”，二者互为因果——且都让可饮用水变得更少了。浅显的一个逻辑是，如果没有水喝，又何谈饮用水安全与健康？
“近忧”与“远虑”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今年2月表示，2010年全国废污水的排放总量达到750亿吨，河流水质的不达标率接近40%，其中丧失了利用价值的劣五类水占了20%，直接威胁到城乡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的身心健康。
对于水源地水质现状，《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提到，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全国7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秘书长刘文君介绍，严格来说，Ⅰ类、Ⅱ类水体可以作为饮用水源，但我国的现状是在某些地方会放宽到Ⅲ类水体。即使这样，2010年全国204条河流409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中，Ⅰ类～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仅从河流的情况看，就有40％左右的水体达不到要求，湖泊(水库)的水质达标率更低。26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中，满足Ⅱ类水质的1个，占3.8％；Ⅲ类的5个，占19.2％；Ⅳ类的4个，占15.4％；Ⅴ类的6个，占23.1％；劣Ⅴ类的10个，占38.5％。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显示，2010年，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共监测395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其中地表水源地245个，地下水源地150个。监测结果表明，重点城市年取水总量为220.3亿吨，达标水量为168.5亿吨，占76.5％；不达标水量为51.8亿吨，占23.5％。
另据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1年，全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仍突出。据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公布的《2010年环境统计年报》，自2001年以来，废水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生活污水排放量始终呈增长趋势。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工业废水排放量近年来总体上稳中有降。
但不好的情况是，近年来水污染事件依然高发频发。刘文君说，清华大学饮用水安全研究所几乎参与了所有有影响的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处置，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每年都有不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对此，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包括研究建立水专项的应急技术和体系等。但是，这些工作远远不够，由于自来水厂的处理能力有限，水源地保护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水源地保护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保障饮用水安全只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是世界范围内都头疼的问题。今年6月20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幕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水资源问题也是此次大会的热点话题。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担任了本次峰会的秘书长，他在峰会上重申了联合国历次会议的承诺：到2015年将把没有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条件的人口减少一半。
据美国中情局网站的资料，世界可再生水资源总量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是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哥伦比亚、秘鲁、印度、刚果民主共和国。
不过，要是算起人均这笔账，中国的情况就很不乐观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2008年，世界人均可再生水资源最多的，是南美洲东北部的法属圭亚那(609091立方米)，最少的是科威特(6.85立方米)，竟然相差近10万倍。中国人均为2112立方米，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不到美国的1/4，不到俄罗斯的1/10，但高于德国的1872立方米。在中国的15个陆上邻国中，只有巴基斯坦和印度低于中国。
中国正在从政策层面加强对水资源的管控力度。今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到2015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350亿立方米以内。
再生水的热情与困惑
一个国家的用水总量，与人口总量和工农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世界用水总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印度、中国和美国。中国目前年用水总量已经突破了6000亿立方米，约占水资源可开发利用量的74%，很多地方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
世界上约70%的淡水用于农业，约22%的水用于工业。而家庭用水约占世界总用水量的8%，主要用于饮用、沐浴、烹调、清洁和私人庭院浇灌。我国总用水量约53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3430亿立方米（约占64.5％），工业1170亿立方米（约占22％），生活630亿立方米（约占12％）。这意味着，对于城市来说，如何把22%的工业用水最大程度地节约、利用，已是至关重要。于是，再生水应运而生。
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是指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指标，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和海水淡化、跨流域调水相比，再生水具有明显的优势。从经济的角度看，再生水的成本最低，从环保的角度看，污水再生利用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
据权威信息发布的《中国再生水市场分析报告(2010版)》显示，2009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已达到73%，城市污水回用率达到8.6%，再生水利用率不足1%，相比于发达国家再生水70％的利用率水平，我国的再生水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再生水回用被冷落的尴尬局面相悖的现状却是全国城市严重缺水，655个城市中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如天津、烟台、大连人均水资源占有量都只有200立方米左右。
并非企业不愿用再生水。中国几乎所有制造行业均制订了针对本行业的污水回用规划。各制造企业的污水回用都在以超常的速度迅速展开。许多大型制造企业，已感受到随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环境容量减少而导致的水资源税(2010年开征)、原水费、工业供水费、排污费及污水处理费等和水有关的价格不断提高的威胁，以至于某些大型制造企业争相投资污水处理厂以控制再生水水权。但是目前，工业污水回用率只有13%左右，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技术瓶颈”，一方面是制水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工业污水除盐回用运营成本高和除盐回用技术过于复杂、运营差错率高，不易控制产量和质量。这致使制造企业对污水除盐回用热情和困惑并存。
不过这一情况正在改观。爱思特水务科技公司总经理孙晓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市场亟需一种制水成本低、运行可靠的实用除盐技术。由于制水成本高，使得再生水产业难以形成利益驱动，从而形成了“叫好不叫座”局面，由此技术局限性导致无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最终致使政策的缺失和不完善。“但现在电吸附除盐技术改变了工业企业循环冷却水排污水处理回用的单一途径，使得工业企业水处理整体解决方案更加合理，真正实现了‘高水高用，低水低用，一水多用，节能降耗’的环保要求，为工业企业带来运行管理和运行成本上的实用性、经济性。”
作为这一技术的领军企业，孙晓慰介绍，电吸附水处理技术是利用带电电极表面吸附水中离子及带电粒子的现象，使水中溶解的盐类及其它带电物质在电极表面富集浓缩从而实现水的净化与淡化。与传统水处理技术相比，电吸附技术具有性能稳定，运行成本低，工艺流程简单，操作方便、除盐率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调节等优势，使用户以极低的成本即可获得稳定可靠的第二水源。其对COD的降解率可以达到30〜80%之间，浓排水COD不浓缩，可直接达标排放，无二次污染，无不良的环境影响，水的回收率可以达到75%以上。而且，电吸附的投资与同类技术相当或略低，运行成本仅为0.5〜1.5元，为同类技术的1/2〜1/5，且低于一般城市的取水水价，在节能减排的同时，每生产一吨水可带来0.5〜3元的经济效益。
据预测，目前中国水务市场的市场潜力为70亿美元，这也为电吸附技术的推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目前的电吸附水处理技术，每处理一吨废水的毛利约为0.2美元，正是由于电吸附技术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和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有色金属、电力、石油化工、建材、轻工、纺织等工业废水和市政废水回用，以及市政和民用供水、农村直饮水行业。
再生水发展离不开政策制定和完善
据估计，2030年前全国工业缺水量将达到600亿m3。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通过各制造行业《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等法规和制度,要求各企业单位产量的新鲜水耗水量要逐年降低。同时每年分配到企业的新鲜水指标越来越少。
这种情况下，专家表示，再生水的推广应用意义重大。
首先，可以减少对新鲜水源的需求，从而可以节约大量的可使用的淡水资源，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其次，对冷却循环水排污水进行回用处理，减少了污水进入河流、湖泊的量，从而减少了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可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再者，以排污水为原水的回用处理厂的制水成本低于甚至远远低于以自然水为原水的自来水厂，所以对循环水排污水进行回用处理也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不过，尽管再生水用途广泛，包括工业用水、城市杂用、市政景观用水、城市建设、补充地下水和灌溉用水等，市场也十分巨大，但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污水再生水生产能力约为1238万吨/日，实际利用量约为673万吨/日，仅占污水排放量的5.6％。
据了解，我国城市工业和市政用水的比例约为6:4。工业用水方面，工业循环水约占整个工业用水的80％左右，是工业节水的最大潜力所在。市政用水方面，目前，由污水处理厂二级处理(包括MBR工艺处理)达到排放标准的废水，经过简单再生处理后，已经在对水质含盐量要求不高的市政领域得到部分应用，如绿化、洗车、冲厕、河道补水等。
孙晓慰介绍说，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将城镇生活污水的回用率提高到10%，工业废水的循环利用率要达到85%的要求，给爱思特水务这样专注于再生水业务的企业无疑是一针强心剂。然而遗憾的是，在规划中，再生水的使用方向仍然停留在用于灌溉、绿化、城市景观用水等低端回用方面。在孙晓慰看来，由于再生水做市政用水的附加值较低，导致用户建设再生水设施和使用再生水的经济驱动力不足，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市场机制，形成了再生水利用“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鉴于再生水的应用是一项复杂、长期的工程，孙晓慰认为，需要政府、企业、用户达成共识，在法律、政策、管理、技术、价格、宣传等多方面共同配合促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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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是一个丰水地带的缺水城市，由于宁波能源、石化、造纸、印染等耗水产业集群的飞速发展，每天生产用水与水资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宁波经济再大踏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这也是中国大多数城市水资源困境的映像。记者了解到，为破此困局，宁波市委、市政府认为开发利用再生水，是促进水资源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
一是制订利用再生水的法律、法规。宁波市委、市政府在数年间系列化地出台了利用再生水的法律、法规。从投资、建设、水质、水费征收、监管及税收等方面,为制水户、用水户及监管者制订了一套游戏规则。
二是从“全水”的视角，重新规划水资源。宁波市委、市政府认为地下水、地表水、海水淡化、供水、污水、再生水都是水资源“全水”自然链条的一环，不能割裂而要统筹规划。而调控的“红绿灯”是政府手中掌控的用水指标的分配权。
三是拉开各类水价的比价幅度。宁波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巧妙抓住了公用事业价格调整的数次“窗口期”,稳步谨慎地拉开新鲜水、工业供水和再生水三者之间的比价幅度。为全社会应用再生水创建了一个商业化机制。
四是政府首先“杠杆”性地投资再生水基础设施。宁波认识到，政府要首先带头拿出真金白银“杠杆”性地投资再生水的基础设施。投资了宁波岩东再生水厂，使用政府掌控的污水处理厂尾水产出适度品质(适度除盐)的再生水，投资了再生水管网将再生水供应至工业用水户门前。而在当今社会资金充沛的大势下，一套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再生水基础设施不会长久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
五是清醒地选择再生水厂工艺。宁波市委、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在全国范围调查了利用再生水的成功及失败案例，清醒地认识到一座再生水厂能成功运行的关键——要十分可靠地保证再生水厂的长期稳定运行。再生水厂作为大型工业企业的保障型水源厂，即使是采用污水处理厂尾水作为来水，也绝不允许设备污堵、产水率不断下降、主要部件4年内就要更换、运行管理太过精细及浓水排放不达标等“原生性”隐患；产水水质要适度。宁波大型工业企业最为短缺的是符合循环冷却水水质的补水，不能接受达到一级A标但不除盐的城市尾水，同时也不应接受除盐达到纯水级的“豪华”水质；再生水制水成本要足够低。为了保护再生水用户的商业利益,在保证适度水质的前提下，制水成本要足够低，这是宁波市委、市政府在推行再生水的同时又不减弱地方招商引资竞争力的另一“诀窍”。
在上述战略规划和战术思路清晰后，宁波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废水再生回用工程——宁波岩东再生水厂，最终采用了全球领先的、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电吸附废水除盐回用技术，以极低成本成功破解了宁波钢铁、台塑石化、宝新不锈钢等大型工业企业缺水的困局。宁波岩东再生水厂的吨水电耗仅为0.57kWh/度，再生水出厂价仅为宁波工业供水价的30%。该再生水厂每年节约城市优质水源3650万吨，相当于在宁波新增了一座为20万人口供水的中型水库。
“北京‘万元GDP水耗’意识”
两年前，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曾自豪地宣布，“2009年北京市节约新水1．1亿立方米。
按可比价格计算，2009年北京万元GDP水耗由上年的35.7立方米下降到33.1立方米，同比下降7.41％。与2005年相比，万元GDP水耗下降33.13%，提前超额完成‘十一五’期间万元GDP下降20％的预定目标。”不再看重GDP，而是看重万元GDP水耗，这就是北京的节水意识。
北京水资源先天不足。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相比，北京不仅多年平均降水量和本地人均水资源量都远远少于这些城市，而且境内没有大江大河，不具有滨海的优势。
资料显示，1999年以来，北京遭遇持续时间最长、旱情最严重的干旱期，平均降水量减少两成，形成的可利用水资源量减少了48％，依据新条件下降水、水库来水和地下水关系分析，未来北京水资源供需风险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北京再利用现有措施实现节水目标的空间越来越小。程静指出，北京的节水工作已经进入了跨上新台阶的攻坚阶段。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进一步加强节水社会化管理，成为节水型社会建设面临的重大考验。
同时，北京原有的节水管理方式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求。程静说：“曾经的节水管理对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但如果还照抄照搬原来的思路和办法，已不可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北京发展需要。我们迫切需要寻找到既继承传统，又更具活力、更加有效的节水管理新模式。”
这意味着，从水资源和水环境支撑的角度，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走出一条有鲜明特色的发展之路。程静说：“以节水为标准推进北京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符合世界城市建设的方向，也适应北京缺水实际的要求。北京要成为水资源集约利用、高效利用的‘创新者’、‘实践者’和‘领先者’，为缺水地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开辟出新途径。北京将完善节水管理‘四大体系’，实施‘十大行动’，实现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为世界城市建设助力。”
基此，北京逐步完善了以节水高效为导向的产业体系、循环型水资源利用体系、创新型政策管理体系、互动型社会参与体系“四大体系”。
一是完善以节水高效为导向的产业体系。据介绍，北京已经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发展格局。现代服务业是绿色的产业、节水的产业，适应北京缺水条件的产业结构。不断完善节水高效的产业体系，目的是要在调整产业结构思路下，严格控制水资源利用总量，促使水资源向节水高效的领域流动。北京市已确定了淘汰“三高”企业的产业政策，一方面加大淘汰高耗水企业力度，另一方面严格把关，严格准入管理，不让高耗水企业进入北京市场。
二是发展循环型的水资源利用体系。北京把加大非常规水源利用作为缓解水资源紧缺的战略。目前，正在通过工程设施、管理措施促进污水资源化，并加紧制定与《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管理办法》相配套的规章，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鼓励再生水的生产和利用。
三是创新型的政策管理体系。“要实现节水的社会化管理，必须要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和行政督察等方式主导节水型社会建设。要坚定不移地健全以落实责任制为重点的节水管理制度，层层分解和落实节水责任。要建立和完善节水法规和政策，促进节水机制的形成，从而实现节水管理的规范化和社会化。”程静介绍。目前，北京正在修订《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
四是互动型的社会参与体系。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一方面提高社会公众对市情水情的了解，另一方面，培育同节水型社会相适应的节水文化。
除了确定在工业节水方面退出“三高”企业40家，在农业方面新增、改善农业节水灌溉面积18万亩、强化农村节水管理外，北京还明确要求严格控制社会单位用水，加强社会单位及行业用水监管，继续扩大再生水利用等一系列行动。
为控制社会单位用水，北京市节水部门下达了全市用水计划，为确保计划指标执行，北京将实行责任制考核和绩效管理，对超计划用水单位实行累进加价。
在加强社会单位及行业用水监管方面，要求宾馆、饭店将空调冷却水循环利用率提高到98％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用水器具全部使用节水型用水器具；学校全面开展雨水利用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开展雨水利用工作；洗车业要落实“洗车行业用水管理要求”，促进使用再生水和循环水设施；高尔夫球场要建立雨水收集利用设施，有条件的要使用再生水进行绿化。
为扩大再生水利用，提高再生水利用率，北京增加再生水生产能力，加强再生水厂建设，并同步配套再生水管线，确保用三年时间完成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同时，鼓励社会单位使用再生水，力求全年再生水利用增加到6.8亿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到65%。
在雨水利用工程建设方面，郊区将新建150处雨洪利用工程，增加汛期蓄滞利用雨洪能力。市、区公园都要建设雨水利用工程，绿化用水要使用再生水或雨水。
北京还不断完善节水法规体系，加强节水检查力度。修订完成了《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制定相关行政规章、规程、标准等配套措施，强化对用水行为的法律约束。
北京市城市执法部门将会同节水部门加强节水检查的力度，对全市计划用水单位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浪费用水的现象进行处罚，将视各单位浪费用水情节轻重核减计划指标，并对影响较大的予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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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万里行》2012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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