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缘于“过度治疗”

    文/田  川

    近日，中新社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目前中国内地超过八成高端医疗器械被外国跨国企业垄断；外国医疗器械在全国大医院占有率超过70%；销售收入排名前10位企业中有7家是外资、合资企业；前50名企业中，外资、合资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超过50%，进口产品已垄断了中国销售市场。

    跨国企业强势“跑马圈地”，使得医疗器械的价格居高不下，而医院进口医疗器械的投入，又转嫁给了患者，加剧了百姓的“看病贵”。

    进口医疗器械的垄断，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看病贵现象。以用于早期癌症、心血管疾病检查的PET机为例，目前全球只有美国GE、飞利浦的三家企业可以生产（我国东软集团在2009年也研制了出来并出口美国，但由于暂时没有通过国内许可，未能投放国内市场），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在定价上具有绝对的控制权，造成价格昂贵，在我国市场价格高达3500万元一台,每做一次扫描费用就高达1万元。

    然而医疗器械进口导致检查费用高昂只不过是表象，它折射出了医生医德的倒退。

    现在的医院，单纯靠“望闻问切”看病的医生少了，更多的医生是拿着化验单说话。

    依稀记得两个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的一次胃痛，晚上9点多到医院挂了急诊，拿着医生开的500余元的抽血、彩超、胃镜等化验单，在内科、外科、妇科、检查室、化验室转悠了一溜够后，开了21.4元的药，便被打发回家。

    医疗器械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技手段的发展，但这并不能成为许多医生频繁开化验单的借口。

    用化验结果说话，本无可厚非，因为这样可以更合理地用药治疗，避免误诊也可减少医患纠纷。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有些价格昂贵的检查真的是必要的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许多医生包括一些医学专家，成为了“过度治疗”的操纵者？

    治病治病，顾名思义有病才治，且应对症下药。可目前我国的医疗市场日益突显一个奇怪现象——小病大治，大病贵治，无病哪怕制造疾病也要治。没完没了的检查，越开越贵的药方，泛滥成灾的抗生素使用，操控无度的输液与住院及手术治疗，使医院更像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大卖场，医生则成了医药产品的推销员。

    医生开始偏离他们的职业道德，从治病救人完成了商人角色的转变，而患者则成了他们的客户和牟利工具。医生与患者的交流越来越少，给患者开药、开化验单越来越多，医疗仪器代替医生成了医疗市场的“主角”。长此以往，是不是可以读懂化验数据的机器人都可以充当医生的角色了呢？

    目前，由于各种利益链的存在，医院“过度治疗”现象已经是一个公开的潜规则，其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仅以抗生素的滥用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人均年消费抗生素138克左右，而美国仅为13克。我国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高达70%，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97%。约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每年有8万人因此死亡。

    一群家长守着那些脑门上扎针输液的孩子们几乎成为我国儿童医院或儿科门诊的独特景观。

    当医生最关注的不是患者的病患而是“公费还是自费”、“带了多少钱”，当医学专家专注的不是如何用自己医术治病救人而是如何多开“大处方”赚回扣，医学也就丧失了其“仁术”的核心而沦落为“钱术”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