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位置：
——温家宝
以1996年国务院制定《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为标志，中国质量振兴的大旗已经高举了15年。15年来，《纲要》推动并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具有特色的质量发展之路。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十二五”主基调的今天，中国的质量发展、质量振兴之路该如何走？质量事业如何助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10年，注定是承上启下之年。
各省市“质量白皮书”纷纷亮相
2010年上半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各省市不约而同地纷纷开始发布质量白皮书。7月8日，江苏南通首次发布了质量白皮书《2009年全市质量报告》。7月6日，湖北十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十堰市实施质量兴市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发布了《2009十堰质量状况》白皮书，这同样是首次……更早之前，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广东、福建、上海等省或直辖市也分别发布“省级”和“市级”的质量白皮书。
质量白皮书的频频发布似乎在释放一个信号：总结《质量振兴纲要》实施15年来，质量兴市和质量兴省的阶段性成果，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钢对质量白皮书的争相“破冰”评价：“难能可贵”。质量白皮书的出现说明地方对质量事业的重视已经走入自觉阶段，这既是对质量战略的现实盘点，更是在书写中国的质量史。
从另一个角度看，质量白皮书的出现彰显了地方质量事业的自信。“白皮书的特点是，客观、真实，敢于评价自己是自信的一种表现，”有专家评论，其背后是中国质量事业的巨大成就支撑。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专家对中国质量事业的成就有着不同的视角。2006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质量专家刘源张总结，中国的质量事业在纲要实施的前10年，一是标准化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标准化工作在2006年被正式写入了“十一五”科技发展纲要中，被列为国家重大政策之一，从而得到更大的支持。二是名牌战略工作得到社会公认和政府大力推动，也是从2001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实施名牌战略管理办法》、开展中国名牌产品评价工作而开始的。三是质量兴市工作也是在2001年温州质量兴市经验交流会之后才得到了更多市县政府的重视，把质量兴市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四是200 4年，我国发布了《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对我国企业采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武汉大学质量管理研究院院长程虹则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质量毫无疑问应该属于这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分析：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的总体标志——GDP是在一个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的总值。最终产品，就是所有能够卖得出去的产品。最终产品销售额越来越大，说明中国产品的质量是一直在上升的；进出口总额的激增是我国质量发展的国际化水平标志——中国所有出口产品，都是达到出口目的地国严格质量标准的，中国的进出口检验，特别是出口检验水平质量标准不低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我国质量发展能力提升的标志——进入WTO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年均增速高达36.8%，是世界整个结构调整份额的近5倍。中国有多个产业在世界排名第一，电子信息设备、钢铁、家电，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我们都世界排名第一；名牌产品的市场份额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标志；质监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改革是我国质量发展机制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研究的结果证明，美国的质监结构一直到现在都在快速变化，中国的质监机构也在不断优化和调整；技术机构规模的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技术能力提升的标志；第三方认证的普及是我国质量信用水平提升的标志。
“美国人非常羡慕中国政府对质量的整体推动，我们的质量宏观管理上面，已经比较成熟地开始质量兴省、兴市、兴县，构建全社会的质量运行格局，这种机制能够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让政府的各有关职能部门都按照质量这个主题来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且质量兴省、兴市、兴县都确确实实是政府的一把手工程。”程虹说。
质量振兴：政府部门处于核心地位
《质量振兴纲要》实施15年来，成就不可谓不巨大，但与此同时，问题同样不少。国家质检总局质量管理司司长孙波曾这样总结：“总体上，质量提升的速度慢于数量增长的速度，还没有实现速度、质量、效益三者的协调发展。”
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质量安全事件，如产品质量领域的三聚氰胺事件，工程质量领域的“楼脆脆”、“楼倒倒”之类，已经使公众对中国的质量成色产生了怀疑。宏观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同期爆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一样，是处在转型期、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艰难转身的结果。但重要的是，中国的质量之路是不是也到了需要再审视的时候？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使中国的质量事业少走弯路？中国的质量振兴之路如何走得更快更好？这就需要寻找阻碍中国质量事业发展的真问题。
三聚氰胺事件也好，“楼脆脆”、“楼倒倒”也好，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学界对此的看法并不统一。有专家认为，政府监管、措施不力是主要原因。也有专家把板子打在企业身上，认为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对假冒伪劣“太宽容”等等。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杨钢在接受中国质量万里行采访时表示，从质量宏观管理来看，政府部门在中国质量事业的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质量事业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质量振兴纲要》就是由国务院下发到各级政府，利用行政的力量强势推动。这种中国特色的质量宏观管理的路子高效、直接，一直备受推崇。
程虹认为，中国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就是政府宏观管理下的市场驱动。“中国这几十年的质量进步毫无疑问是由小平同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但同时，我们走了一条与美国不一样的道路，那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政府的宏观管理，所以我理解国家质检总局作为国务院的行业主管部门，如此强调质量宏观管理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中国质量发展的DNA。”
但在杨钢看来，政府对质量的推动和监管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推动和监管没能与时俱进。他建议，第一，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清晰中国质量的战略格局与有效的保障机制，从全球发展与国家竞争的势态以及中国制造和中国品质的视野与大格局出发，研究中国的质量竞争力地位，借鉴日德以质量创造全球竞争力的最佳实践，制定国家质量推进战略，修订《纲要》，作为“质量立国”的指导思想。第二，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先进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整合全国高校及民间研究机构的力量，遵循质量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不能过多地依靠行政法规和执法手段，高高在上地“监督管理”，而造成专业精神和服务意识缺失。第三，进一步“立法治市”，科学决策监管体制建设，监管中心要下移，政府监管人员不能当“救火员”，更不能摇摆在“行政”与市场之间，“工作商业化”、“政府做生意”。
程虹认为，质量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的质量事业应助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方式的本质是：以质量拉动经济发展，以质量衡量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政府应建立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质量管理平台。他提出，要建立市场、政府、社会三方共同监管，以人民满意为基础的宏观质量管理机制。其中市场监管是指，市场中的盈利性机构，依靠充分的竞争，通过质量的检测或认证，对质量的供应方构成事实上的监管；社会监管是指一些非盈利的社会组织，从事的对质量监管的行为，如：消费者自己成立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政府监管是指行政机构依靠所制定的法律或行政规章，主要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质量进行直接干预的行为或规则。
同时，政府要协调构建大质量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实施质量工程项目，把同一对象的分段监管变成不同对象的全流程监管，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业绩评价。
“中国的质量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缺乏诚信和认真的问题。”
7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公开表示，最近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年初个别出口家电产品质量信誉事件都表明，一些企业质量意识、诚信意识不强，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后果严重，教训深刻。下半年，中国将全力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必须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关系民生、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长期任务，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严格管理，持之以恒。”李毅中说。
“中国的质量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缺乏诚信和认真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迄今唯一的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中国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刘源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中，在质量监督管理方面，中国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资料显示，从1984年第4季度起，全国出现了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的趋势。到1985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同比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对此，原国家经委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16个质量调查组，开展了产品质量大检查。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代表国家经委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扭转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状况的报告》，措施之一便是实行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制度。1985年9月，这项制度正式确立。同年10月31日，国家经委向社会发布了第一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公报。自2001年4月起，由国家质检总局主管此项工作。
1980年6月，刘源张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提议被国家经贸委采纳；1999年，全国第二次质量工作会议召开时，刘源张在京西宾馆给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写信，要求设立质量工程师职业资格，获准；007年，他得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在海外受到非议，立即上书吴仪副总理反映情况。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是好的，而且在逐年提高。其中机电产品接近世界最好水平；电子产品，尤其是家电产品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纺织、轻工产品也很不错。中国的产品堪称‘价廉物美’。”刘源张说，“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排头兵；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与主流水平相当。但中国产品有一个通病，就是‘三性’不尽人意。”
刘源张所说的“三性”，即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是一致性难达到，很难做到同一厂家生产的大量产品质量一致；其次，稳定性较差，在分批交货中，更为明显，第一批货还可以，第二批货就差点，第三批货用户就无法忍受；三是可靠性较差，性能不稳定。
究其原因，刘源张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
“像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其实国外也都出现过，美国大概发生在100年前，日本发生在50多年前。而美国、德国、日本的质量问题都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刘源张分析。
美国最早的一批工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既无财产，也无文化。但是，美国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科学家精心研究标准流程再加以推广。而美国产业工人经过了四代人的更替，用血和泪认识到了不遵守标准的代价：小则丢掉工资奖金，大则丢胳膊丢腿。现在的工人已经是非常娴熟的产业工人，按照标准化生产，一丝不苟，保证了产品质量。
德国则是工匠精神的传统使然。现代工厂之前是作坊，而作坊之前是工匠。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的精髓。譬如，做鞋的工匠，他会在鞋上钉上一个本家族的姓氏标牌，其实就是最早的品牌意识。过硬的产品质量象征着家族的荣誉，容不得半点马虎。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非常匮乏，国民对资源特别珍惜，对质量的追求简直到了极致。“一辆汽车下线后，会摆放在一边，要求厂内工段长以上的人带着放大镜去仔细查看。一旦在某处发现瑕疵，立即插上一面小红旗予以标识。”刘源张说，“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去年8月12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创建时间早于100年前的长寿企业已经达到了2万多家，最老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寺院建筑的金刚组公司，始建于中国隋唐时期，已超过1400多年。而这些企业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在质量要求上的认真与诚信。
“质量是中国的生命，企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产品的质量必须要用心来完成。只有以质立世，才能成就品牌企业，也才能成就品牌中国。”刘源张说。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105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