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敏飞：莫让学校成了“办证机构”

    日前，北京广播电视大学50余分校、工作站正在进行统一的期末考试。记者暗访发

    现几乎每个考场都有学生作弊，考生带着A4纸以及各种小抄来回翻看。监考老师熟视无睹，甚至站在门口“放哨”防巡考，发现情况就发“暗号”。北京电大负责人表示，将调查具体作弊人数。（据7月11日《新京报》）

    电大的作弊几乎成为一整套的程序——老师“把风”，学生“各显神通”。如此大范围的群体作弊事件，足以和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产业化相媲“丑”。唯有产业化，才能有如此舒适的作弊环境。事实上，如果监考中有那么几个人在利益圈之外，那作弊绝不至于如此猖狂，由此可见，这群体作弊事件的背后，必然有着不为人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圈子。

    当前不少高校都有所谓的自考生，虽然名曰“自考”，但实际上并不是自己考，而是交钱给学校，继而学校把重点内容发出来。但由于参加自考的有在校学生，也有社会工作人员，前者作弊可能性较小，因为他们尚无足够的经济实力，而后者则不然，在一个崇拜学历的社会，能够花钱买到学历对自己来说无疑是一笔更为广阔的社会“通行证”，也是诞生利益圈的症结所在——学校正迎合了社会人员的学历焦虑。

    有网友戏言，不妨将电大更名为“文凭买卖学校”，其实这对电大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虽然它是第一所被曝光的学校，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一所有买卖文凭之嫌的学校。当前不少高校的自考生，很大一部分的社会人员考试都诞生着同样的作弊行为，只是没被曝光而已。

    另外，我们也不能仅仅盯着考生和考场，他们能够明目张胆地作弊，其背后的问题更值得挖掘。在怎样的一拍即合的情境下，学校和考生又怎样达成了某种协议，继而沦为“花钱办证”机构？这样的利益链不除掉，仅仅针对考生和考场的改变永远不可能奏效，毕竟治标要治本，而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校迎合了当前社会人员的学历焦虑。

    近来沸沸扬扬的唐骏“学历门”事件，吊诡的是唐骏的学历修改后，一连串的名人也修改了自己在网上的简历，由此可见，上至社会名流，下到普通百姓，在一个学历崇拜的社会，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而如果不对症下药，对学校的学历颁发不加强监督，那极有可能会诞生“今日‘电大生’，明日‘西大生’”的黑色幽默。

    据统计，近10年来，类似被曝光的学历学术造假的事件至少超过千起，平均每年100例，所涉及的职场精英、商业政要、学术界领导屡见不鲜。前些年，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就表示曾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三年，后来为工作而放弃毕业，最终因此陷入假学历风波；纽交所上市公司康宝莱原总裁兼首席营运官彭阁瑞，也曾因为假学历而被迫辞职。这些事件都曾引发当事企业的人事风波与管理危机。同时因“学历、学术造假门”引发的社会诚信事件也会殃及GDP，危害不少。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因诚信缺失而造成的直接损失约达5855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5%，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减少了1-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