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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鞍钢宪法”到全面质量管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
谁说中国没有原创的质量管理方法？上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鞍钢宪法”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管理。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鞍山市委写的一份有关工业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批文的最后一句话极富感染力：“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诗一般的语言，对于像中国质量协会原秘书长罗国英这样“搞质量的人”来说可谓记忆深刻。
被毛主席誉为“鞍钢宪法”的这个管理模式，主要内容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改革和改进上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国企业实行民主、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
“鞍钢宪法”的首创者并非是今天的鞍山钢铁公司，而是当时黑龙江省的另外两个企业：北安庆华工具厂和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在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中要求，“各地要选择一批条件较好的企业推广这两个企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鞍钢就是当时中共鞍山市委上报的学习典型。之所以称它为“宪法”，主要是针对当时正在推行的苏联“马钢宪法”（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推行的少数人“一长制”管理方法）来说的。
与此同时，和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正在战争的废墟上探索，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振兴质量、提升质量的管理方法。到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人把他们找到的这个良策称作全面质量管理，即全过程、全员、全面的质量管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曾对此评价说：“毛泽东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而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鞍钢宪法”所倡导的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精神。如“对员工充分授权，鼓励员工采用团队形式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全员参与”内容，就是“鞍钢宪法”中的“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借助这个方法，日本短时间实现了质量强国梦。
1976年，这个包含了“中国基因”的管理方法开始从日本引渡到中国，并由政府主导在企业中全面推行。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今年84岁的质量管理专家刘源张院士，当时应该是出镜率最高的“明星”。
“那些年，我在全国各地宣传全面质量管理，三天两头上报纸、电台和电视台。1990年，为配合亚运会的教材《服务工作质量管理》还被台湾翻印出版发行。”回忆当时的盛况，刘源张激动不已。如果说管理学热，那么当时质量管理就是管理学中的热门学科。当时，通过这种形式培训的学员有上千万人，为今天中国企业普及质量知识、应用六西格玛管理等新方法夯实了根基。
直到今天，虽然各种质量管理方法不断出现，但每年新一轮的全面质量管理知识竞赛仍在各地进行，全面质量管理教材也多次被修订再印，成为抢手货。一些企业还结合生产实际，创建了集成化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如清溢精密光电（深圳）有限公司的和衡管理模式；天津港石油化工码头有限公司全面均衡管理体系等。尽管这些管理系统的名称不同，但实质都是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范畴。正如罗国英所言：经过长期而广泛的实践、积累、升华，全面质量管理目前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界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入的一种管理方式和共同实践，因此，它必然是企业最值得关注并提倡的质量管理途径。
从“郝建秀工作法”到QC小组
——青岛纺联集团六棉有限公司郝建秀小组组长盛桂兰
1978年，北京市清河毛纺织厂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引入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的这一年，正好也是该厂推行“郝建秀小组”工作法的第26个年头了。也就是说，中国管理小组的出现实际上是早于现在世界公认的、发轫于日本的QC小组。
二战后，日本开始在企业中开展质量培训教育。当时，参加培训的工人每12人组成一个质量控制圈小组，简称QC小组。培训结束后，小组以从事各项质量问题的改进为课题开展活动，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制度。这就是现在QC小组的来源。
这与上世纪50年代初“郝建秀小组”以民主管理、改进质量为目的“四长”（党小组长、生产组长、工会组长、团小组长）和“五大员”（政治宣传员、计划员、质量员、经济核算员、安全员）管理方法如出一辙。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陆燕荪多次表达的这个观点，与日本质量管理专家石川馨相同：“日本的ＱＣ实际上也借鉴了中国‘鞍钢宪法’的工人参加管理这一原则。”由此可见中国30年来蓬勃开展QC小组活动的根源。
与“郝建秀小组”同时涌现出来的，还有机械工业的“马恒昌小组”、铁路系统的“毛泽东号”机车组等，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是QC小组活动的排头兵。这些班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2007年，在马恒昌诞辰100周年大会上，郝建秀小组组长盛桂兰曾表示，要不断适应市场，创新管理方法，发挥小组“火车头”精神，在行业中当好排头兵。
1978年，在总结传统的班组民主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机械行业率先从日本引进、开展了QC小组活动，并由单纯的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发展成为质量管理小组、质量信得过班组“双活动”，成果发表会也因之称为“双代会”。1979年8月，我国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此后，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从工业战线逐步扩大到邮电、商业、服务等领域，开始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截至2008年，我国已经注册QC小组上千万个，活动的内容已经从单纯的产品质量改进，扩大到节能减排、设计、环保等领域，年创效益过亿元。
今天，按照现代化管理的要求，许多传统的优秀班组也都进行了管理创新。“郝建秀小组”也制定了“一制”、“二管理”、“三培养”的小组管理措施。具体说来，“一制”就是实行以联产量、质量、消耗、安全、管理“五联”为主的经济责任制；“二管理”就是深入开展标准化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三培养”就是培养提高全组成员的文化、技术和管理素质。也正因为此，“郝建秀小组”已经连续8年获得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称号。
从“岗位责任制”到ISO质量体系
在中国贫油时代，更是质量管理艰难探索时期。1960年，曾率领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的“铁人”王进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后代检查。”其实，这句话正是对现代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精辟概括。
今年78岁退休在家的原大庆油田老质量工作者吴双喜，见证了大庆油田质量管理一脉相承下来的昨天和今天。
1960年，大庆油田正值会战关键时刻，采油一厂一名员工由于操作失误，挤扁了采油机器上专用的刮蜡片，隐瞒不报。这事让队长辛玉和知道了，他立即组织全队在这口井前召开事故分析现场会，最后提出了对待质量工作不仅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而且还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三老四严”精神。1964年原石油部在行业中推广了这个经验。
ISO9000质量体系的核心就是通过坚持开展体系内审、管理评审和日常的监督检查，有针对性地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使质量体系自我发现、自我完善机制在企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产品越来越丰富，市场已经逐渐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企业必须要加强生产过程的流程控制，以不断满足客户需求。因此，在全面质量管理行进的道路上，中国质量管理又开始步入了ISO9000质量体系时代。1997年至今，随着中国质量管理行进的步伐，大庆油田已有77家单位通过了质量体系认证，而且王进喜钻井队陆上钻井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在打井像卫星定位一样，想打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这让吴双喜感到十分欣慰：毕竟，“三老四严”的精神要求转化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体系，持续改进理念也深入到了油田生产管理各个环节，这是中国式管理的升华。
当年大庆油田还提出了生产指挥、材料供应、科研设计等“五到现场”管理；坏天气好天气一个样、有没有人检查一个样等“四个一样”管理；以及岗位专责、巡回检查、设备维保、质量负责、安全生产等“八大责任”制度等，今天这些管理措施也在贯彻质量管理体系的内容中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如通过推行5S管理，来不断提高“五到现场”管理水平；通过实施六西格玛管理，补充“四个一样”管理方法。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贯彻ISO9000质量体系过程中，许多企业还结合质量管理体系用户满意工作，建立了用户满意工作的模式和推进机制，推动了质量体系向纵深发展。这期间，配合质量改善的政策也不断出台，如《质量振兴纲要》、每年9月作为国家法定的“质量月”等。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在中国诞生至今，目前获得质量体系认证的中国企业已达80%。这是未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基础。
从“九九口诀”到“六西＋卓越”
在过去的金融危机里，什么样的企业生存了下来？适者生存。就是那些心中早有“九九口诀”，把“管理”质量转换成“经营”质量的企业。这个“经营”就体现在对六西格玛、卓越绩效模式等新方法的应用上。
“中国人发明了算盘，创造了‘九九口诀’，但一度却很少用到统计技术。现在做这个弥补还来得及。”5年前，说这句话的人，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一名质量专家。现在，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六西格玛管理，作为支撑中国企业走向卓越的技术手段，已经在上万家企业中落地生根。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以卓越模式为纲，在导入该管理模式的战略策划、测量分析和知识管理、过程管理和经营结果等7个方面的内容上，还适当地融入了六西格玛的管理手段，实现持续改进，形成了“六西＋卓越”的管理模式。按照卓越绩效标准，从2004年开始，全国各地纷纷设立了省长、市长质量奖，围绕创奖，许多企业开始引入六西＋卓越模式，把它既当作是一个评奖标准，又当作一个管理工具，还有一些企业把精益＋六西融会贯通在一起，逐步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之路。
中国企业从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六西格玛是舶来品，就是以国家标准颁布实施的《卓越模式评价准则》及其实施指南，也是借鉴国外的质量奖评比规则制定的，但近10年来，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慢慢驾驭这两种管理方法或模式，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爱学习，适应能力强。
四川大学教授、国家高级审核员李文瑾在研究中发现，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的6字诀“深淘滩、底作堰”，8字真言“逢正抽心，遇山截角”，就体现了中国先人技术管理的精髓。这也是今天卓越绩效模式、六西格玛管理能够在中国企业落地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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