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逊：医疗官司不能一家说了算

   国家规定对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要经过质证才能采信，有的法院却乐意将司法裁量权拱手让给医疗事故鉴定组织。而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一面之词，恰是朱逊案历时8年才讨到公道的症结所在。

    ◎ 实习记者 陈晓伟

    朱鼎龙——朱逊的父亲，朱逊维权案的主角。

   历经磨难的朱鼎龙并不见明显苍老，但过早戴上的老花眼镜却能够印证维权的艰辛。谈起这段经历，朱鼎龙的眼里再次涌出泪水：“我们有理有据，却苦熬了8年，因无力给孩子及时植入人工电子耳蜗，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一天天错过恢复听力语言的最佳时机……”

   朱逊因维权历程漫长而错失治疗时机，成了朱鼎龙心头无法解开的心结。以至于6年之后，朱鼎龙对维权过程中的一些记忆片段仍然痛心疾首。

   “这是世界上最简单明了的官司，关于医院用药有无超剂量过错，属于小学生一分钟就能算出来的算术题，却耗时8年。”说这话时，朱鼎龙一脸的无奈。

   1995年6月10日，两岁的小朱逊因为轻微咳嗽，医生开了两支8万单位的庆大霉素并当场注射一支，导致了朱逊全聋。

    而后医患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医院用药是否超剂量。

   关于庆大霉素，《药典》及产品说明书均有“注意：超量使用可致耳聋”提示，用法均为“小儿每日每公斤体重3000～5000单位，分2～3次给药”，小朱逊当时实际体重是11公斤，剂量范围应在1.1万～2.75万单位，即使按医院所说13公斤体重，最大剂量的计算公式是“5000×13÷2＝32500”。别说一次注射8万单位，就是4万单位，也属超量！

   这么简单的一道算术题却难倒了许多部门。县“医鉴委”的说法是不超量，市“医鉴委”整整算了一年，在鉴定报告中“经计算”得出：即使一次注射4万单位的庆大霉素，也属违规超量。而本该6个月之内就能作出的省级鉴定结论却历经14个多月，结果却是“经讨论一致认为剂量在正常范围”。

   其后，朱鼎龙按照当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要求卫生部复议，他甚至直接找到了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诉说冤情也无济于事。

   那个时候，法院不受理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的案件。朱鼎龙说，如果对错误的医疗鉴定服了，那就没有了诉讼的必要。等到终于走上法庭时，法庭的判决并没有带给朱鼎龙父子一丝希望，虽然《药品管理法》确认了《药典》的法定地位，但一审法院照样在判决书上写着：《药典》不作为法定依据。

   2001年3月15日，朱鼎龙上诉到扬州市中级法院。按规定应当在3个月内结案，最多可延期3个月，然而，此案一直拖至2002年12月27日才宣判。所幸的是，朱逊最终获得了胜诉。

   这一路，朱鼎龙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边缘。有许多在绝望边缘徘徊的维权者找到了胜诉后的朱鼎龙。

   朱鼎龙说，消费者维权难最根本的是难在司法层面。就医患纠纷而言，国家规定对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要经过质证才能采信，事实上容易产生将质证当作走过场的倾向，有的法院也乐意将司法裁量权拱手让给医疗事故鉴定组织。朱鼎龙旁听过有的医疗纠纷案，医院理屈词穷，但照样胜诉。他甚至看到过医院《答辩状》的落款竟是某某人民法院，遇到过医方出错后涉嫌故意杀人，而患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却历经8年都讨不到公道的情况。

   朱鼎龙说，他无法驱散朱逊案留在心头的阴影，也无法面对生活中有更多孤独与绝望的维权者。为了还原朱逊维权事件的真相，给广大的维权者带来希望和力量，朱鼎龙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完成了《官司》，被法律出版社誉为“12年真情谱写，一部完全没有虚构的旷世奇书”而重点出版。朱鼎龙尽管入不敷出，却将稿费全部捐给“3·15维权”及公益事业。

   朱鼎龙拿出了一份1998年8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刊有《必须追究错鉴责任》的评论，这篇专门针对朱逊事件的评论，在论证“这起违背用药注意事项造成的严重医疗事故竟被定为‘不属医疗事故’”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疗鉴定敢于无法无天，还因为其没有错鉴责任追究制度，无故意错鉴而被查办之虞，却有私下‘交易’之利，失去制约的权力怎能不腐败？医鉴不公，医祸无穷。朱逊事件使人联想到我国每天人为致聋哑儿童数以百计，国家预防药物致聋重点工程形同虚设，可医疗界却还在因过获利……只有将胆敢违法错鉴者坚决地绳之以法，使其身败名裂直至身陷囹圄，才能铲除纵容坑人害人的祸根，才能促进医疗行风的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才有可能被高度重视。”

    朱鼎龙说，解不开的心结，时间会让它慢慢淡去，但法制的力量应该始终照亮消费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