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伴随着我的人生(下)

   1974年底，北国冰封万里，我们小夫妻坐着一辆县里特派的吉普车，离开了群山环抱的浑源县城，前往新的工作地点大同市，那是山西省雁北地委所在地。车厢里就2件行李：一只旧木箱，一捆行李卷，这都是5年前我们带进浑源的。但现在，旧木箱底里，压了几本从浑源中学老图书馆偷出来的名著。有生以来惟一一次“偷”了别人的东西，不免提心吊胆，且心有惭愧，但“斗私批修”了一整夜，终于还是舍不得那几本名著。那年头，就是拿着黄金也买不到这样的书啊！说到底，“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占了上风。可见，“臭老九”的思想改造是何等难。

   在雁北地委通讯组干了2年9个月，除了写报道，最有价值的事，就是与另一位年轻人一起采写了人物传记《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读别人写的书，到自己写书，这应该算是一个跨越。帮助我完成这个跨越的，是《赵一曼》这本薄薄的小书。

   当时，我们不知道人物传记怎么写。为了收集这位归国华侨、抗日民族女英雄的生平故事，我们跑了11个省市、追踪万里、寻觅百人，积累了大量素材，但就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到哪里去找优秀的“人物传记”作范本呢？手头没有，图书馆都不开放。我不禁怀念起浑源那个“地下”图书馆。

   一天，我偶然在一个同事家看到一本《赵一曼》，翻了几页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但任我说破了嘴，那位同事也只肯借我看一星期，没商量！怎么办？只有抄！一字一句抄！10几万字呵，我一天抄一万字，还有个老乡帮我一起抄。10天后，一字不拉，全部抄下来了。这个手抄本《赵一曼》，成了我写李林一书时手不离卷的范文，翻到后来，里面的精彩部分都能背下来了。

   1978年9月，我捧着《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一书的手稿，站在了光明日报副总编师海云面前，他是来山西省选记者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跟李林相识，说起来，也算是李林的一个战友！他翻阅书稿，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中，心情激动。冥冥之中，也许真有宿命，我顺利地进入了光明日报社山西记者站。

   现在，我要找的书，是新闻写作方面的。我是哲学系毕业的，对新闻写作一窍不通。这几年当通讯员，写作上是随心所欲的，没什么规则，但现在进了正规军，就不一样了。我得从基本功学起。

   当时文革刚结束，中国新闻界写的报道，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砖块，毫无特色。报纸一来，大家都抢那份《参考消息》，因为《参考消息》上的消息生动活泼，可读性强。同样一件事，国内记者写的报道与国外记者写的报道，味道大相径庭。我琢磨，既然是从头学起，就不要再走弯路了，直接走捷径，学习国外的新闻写作手法。

   但当时，去哪里寻觅这样的书？1981年初，在一次全国记者会上，我居然从辽宁记者孙钧手上，看到了一本《学习与借鉴》，里面收集了43篇文章，从各个角度介绍了外国报刊和通讯社的新闻观点、采访方法、新
闻写作技巧和报道作风等。在我央求之下，孙钧居然慷慨地表示：“拿去吧，送给你了。”我如获至宝。

   之后有一年多时间，这本书成了我随身不离的宝贝。真犹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突然间看到了一盘香气扑鼻的红烧肉白米饭。

   当时，中国的国门也在逐渐打开。不久，我又寻觅到了一本《新闻报道与写作》，那是新华出版社刚出版的，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据“前言”介绍，该书“是美国新闻教育的基本教材”。说实话，新闻写作的书我后来又读了不少，可最早引导我步入新闻写作这个阿里巴巴藏宝洞的，就是这2本书。对于
我，它们就好比是那“芝麻，开门”的咒语，那点石成金的魔杖。

   后来，这类书籍越出越多，我自己也写作、出版了3本关于新闻写作的书。但这2本入门书，我一直珍藏着。它们对我，标志着一个生命阶段中的起点。1991年底，我登上领奖台，从我敬仰的新闻界前辈穆青手上，接过了中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奖杯。

   1992年初，我调到北京工作，我丈夫则调到光明日报海南记者站当站长。我们搬家时，最值钱的财产，就是47个大大小小的纸箱，里面装满了书籍——这是我们几十年的积蓄。

   5年前我去海南一个青少年戒毒所采访，看到、听到这里孩子们的悲剧，我流泪了。回到家，我在自己的书架上挑了又挑，拣了又拣，共挑拣出700多本书籍和文学杂志，装了满满6大纸箱，亲自送到了该戒毒所。我祈求这些书能让孩子们的戒毒生活变得轻松些，并给他们以后的人生带来阳光。

《中国质量万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