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重罚 以儆效尤

□ 胡立彪

在法律人士看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刚刚审结的权健保健品传销案，颇具教科书意义。从以往有关保健品乃至其他产品市场领域违法犯罪判例看，不管是行政处罚还是法院判决，针对个人的处罚金额很少有达到千万元级别的，针对企业单位的处罚金额也少有达至上亿元。权健保健品案的判决结果给人留下的最鲜明印象就是处罚之重。而所谓的教科书意义，正在于一个“重”字。

严惩重罚，这既是法律威严的一种体现，也是我国推进市场管理法治化的一个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四个最严”，其中一个“最严”就是“最严厉的处罚”。这为制定相关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及加强市场监管执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要依法打击市场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这也表达了我国政府在市场治理方面“严惩重罚”的一贯理念。去年底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提出，要“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从重处罚的有关规定，提高违法成本”，这是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一理念的践行。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市场假冒伪劣现象一直存在，多年治理仍难根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惩处力度不足，违法成本过低。举例来看，现行《产品质量法》第49条、第50条规定，对经营不合格产品违法行为“并处货值金额50%以上或3倍以下的罚款”，这样的处罚就缺少威慑力。我们知道，违法企业被查不合格产品的数量是个变数，若涉案货值不大，基于涉案货值的3倍以下罚款也不会很多；而“50%以上”又是一个弹性数字，即使执法部门有自由裁量权，实际执法过程也很难操作。而依据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经营者出售不合格产品的行为，处罚措施主要是退货，有欺诈行为的，也只不过增加货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

有一个制售假冒国内知名运动品牌鞋的案例很典型：造假者刘某某第一次被抓，只是被没收了假货和制假设备；第二年刘某某另起炉灶制假又被抓，结果仍只是没收假货和制假设备，另受到数额不大的行政罚款；第三年刘某某的造假规模更大了，案值达到数百万元，被抓后司法机关对其提起诉讼，最终被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5万元。刘某某3年赚够了钱，虽有罚金也只是皮毛，而缓刑5年相当于一天牢都没坐。这种处罚显然缺乏威慑力，导致一些违法者不惧法律红线，一越再越，成为惯犯、累犯。

相比较而言，在市场法律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经营者大都老老实实不敢有非分之想，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头顶高悬着一把威力强大的法律之剑。有这样一个常被专家学者拿来说事的例子：1999年，美国加州一家法院裁定通用汽车公司为一起车祸中的6名被烧伤者支付49亿美元的赔偿。陪审团认为，通用公司明知这种车的油箱设置有事故隐患，却因考虑费用而不予更正，“他们没有将用户的生命放在心上，他们必须为此负责。”对于美国法律中对不法经营者处以天文数字罚款的规定，美国国会有关人士曾做过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解释：这样的处罚力度是按“毁灭这类奸商卷土重来的能力”的标准制定的，法理上称作“消除危险性原则”。如此之高的违法成本，使得那些妄想违法牟利的不法分子即使有贼心也没有贼胆了。

从权健保健品传销案的判决可以看出，我国在法律实践上已经开始向“严惩重罚”行进了。不过，鉴于国内法律法规仍有不完善之处，对于较弱的法律法规进行一次“从严”升级非常有必要。要确立严刑峻法的理念，梳理现行法律条款的“弱项”，尤其要对那些多少年“未动”的法规进行修订，对其中的罚则重新厘定。既要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期，又要加大对该类犯罪的经济惩罚，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追求“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毁灭奸商卷土重来的能力”的处罚结果，真正体现出立法对犯罪的威慑和预防作用。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