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法可依”到“付不起的代价”

□ 本报记者 何 可

1989年，广东肇庆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假酒案，10名个体户用工业酒精甲醇兑水制作白酒销售，造成200人失明、54人死亡。

事实清晰、性质恶劣的造假案，却在庭审环节遇到了难题，因为个体户们辩称“制假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并不是故意投毒害人”，这种情况在当时还没有法律明确定罪。

虽然最终考虑到影响恶劣，法官比照刑法的投毒罪作出了判处，但法律上对造假者的束手无策，仍让人心有余悸。

新中国遭遇质量之殇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工商业受到政策保护，但一些不法资本家不仅偷税漏税，而且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定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就连抗美援朝时所用的物资也深受假冒伪劣之害。

当时，北京大众被服皮件厂在赶制抗美援朝所用物资时，把原规定的掷弹筒带的宽度缩减了1/2；做的机枪垫肩根本遮不过膀背，致使70%的定货因不能使用而成了废品。

个别不法资本家的利欲熏心，彻底引发了众怒。1952年1月，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偷工减料”就是被打击的5个“主角”之一。此次运动开启了新中国打假事业的帷幕，一度让中国货物市场出现了几十年的好局面。

1978年，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逐渐凸显，“重产出、轻质量”的现象抬头。

“江苏省金坛县假农药案导致山东、河北15万亩棉花绝产；河南濮阳假麦苗案造成上万亩的麦子绝收；浙江温州假冒伪劣低压电器引发消费者触电身亡……”就在中国制造即将展翅高飞之时，却遭遇到了“质量之殇”。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要真正崛起，必须要有效遏制假冒伪劣行为。

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打假文件——《转发国家技术监督局关于严厉惩处经销伪劣商品责任者意见的通知》，我国制度性的打击假冒伪劣的历史也由此开始。

一批大案要案浮出水面

1993年，指导我国打假工作的一部重要法律《产品质量法》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它规定了产品质量管理和产品质量监督的基本制度，规定了产品销售者、生产者的产品质量义务和责任以及相应的制裁措施，为打假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武器。

2000年10月，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国务院成立了全国打假工作协调小组，开展了全国打假联合行动，查处了大批大案要案：福建省石狮市非法拼装汽车案，查扣拼装假冒伪劣汽车300余辆，处理了43名违法分子；江西非法销售有毒猪油案，一名主犯被判处死刑……2011年11月，为加强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又决定成立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组织领导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

随着“双打”工作的深入开展，“瘦身钢筋”进入宁杭高铁工程和海南文昌保障房工程事件、湖南岳阳中石化加油站“问题油”事件和浙江温州“加水油”事件、河南湖北等地“粉末砖头”事件、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一大批性质恶劣、问题严重的质量违法案件陆续浮出水面。查办大案要案捍卫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

要让“天下少假”

从2014年至今，“打假”已连续6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2014年提出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到2018年提出的“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从2017年提出的“严肃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行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多舒心”，到今年提出的“让严重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国家对于打假工作的决心越发鲜明。

今年3月5日，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市场监管总局原局长张茅表示，“要没收和全部销毁假冒伪劣产品，让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假冒伪劣是中国制造的心腹之患，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不仅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直接危及公共安全，也严重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绊住了中国制造的质量提升之路。

“我们不敢说让‘天下无假’，只能说逐步做到‘天下少假’，让群众少一份担心，多一份放心。”3月11日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张茅再次对打假工作作出部署，“要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使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公开曝光造假者，让他们在阳光之下无处藏身”。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