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残不必谈“药”色变

　　□ 胡立彪

　　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该条例在农药生产管理职责划分、农药生产经营责任制度、违法处罚等诸多方面所做规定，相比之前都更加严格。反映了国家下更大力气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决心。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所说，“要进一步严格监管，从源头上根治农药残留物，为‘餐桌上的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近些年，与农药相关的事件屡有发生。从“农药茶”“药袋苹果”到“问题西瓜”“乙草胺草莓”，这些事件不仅让消费者产生恐惧心理，也造成相关农产品滞销，给农民带来很大损失。然而，梳理这些事件会发现，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农药及农药残留本身，而是人们对待农药的态度。不少人由于相关知识匮乏，常常将农药等同于“有毒有害”，视如魔鬼，谈之色变。

　　谈论农药问题，必须确立一个前提：我国农药使用管理总体上是比较规范和安全的。近10多年来，我国高毒农药占比从30%下降到1.7%，而我国农药残留的相关标准也日趋严格。2013年3月1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12）开始实施，规定了食物中可以使用的322种农药、2293项最大残留限量。而自2014年8月1日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14）开始施行。新标准增加了1357项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及15项检测方法标准；增加了胺鲜酯等65种农药名称，并细化了食品类别及测定部位，基本与国际标准接轨。据农业部日前发布《2017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通知，2017年将加快标准制修订工作，推进实施《加快完善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工作方案（2015-2020年）》，新制定农药残留标准1000项。

　　明确了我国农药低毒化趋势，农残标准日严日细，农药生产使用管理更加严格这一现实，再来谈“农药残留”这个话题，就可以确立一个倾向“安全”的基调，让那些“敏感体质”的人不至于谈“药”色变。事实上，正是由于许多人缺少对农药知识及相关问题的了解，基于“农药即毒药”的先入之见，常常将“农药残留”这个中性词，人为地赋予贬义色彩，并不断将其妖魔化。而这种误读，正成为影响包括农产品在内整个食品安全环境的不安定因素。

　　误读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将“农药残留”混同于“农药超标”，同时将“检出农药残留”与“危害健康”挂上钩。所谓农药残留，是农药使用后一个时期内没有被分解而残留于生物体、收获物、土壤、水体及大气中的微量农药原体，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的总称。严格意义上讲，符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产品，对人体健康、环境来说是安全的。首先，物质残留在作物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并非长期存在；一些农药只对特定的靶标如杂草、虫害、菌害等产生作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此外，残留要达到一定量才具有危害性。农药在登记时必须进行安全性评估，包括药效、急性毒性、慢性毒性、毒理学分析、环境行为等，这些评估是在大剂量、长时间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实际使用中的浓度往往只有评估时的几百分之一。

　　曾有一家知名国际环保组织对产自中国的部分茶叶进行调查，之后发布调查报告称发现多款产品含有多种农药残留。该报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对中国茶叶市场声誉造成极坏的影响。对此，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对照国家标准《食品中百草枯等54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等标准后发现，这份报告中检测的茶叶样品，对照现有的指标规定，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很显然，上述环保组织的报告最大问题是概念混淆，即把“农药残留”和“农残超标”混同起来。

　　不可否认，由于农药滥用行为、科学种植动力不足等现实原因，我国的农药残留标准与欧盟、美国、日本的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不过，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并不单纯是技术指标，也被用作一种贸易壁垒。很多发达国家就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本国标准，将农药残留限量控制在较为苛刻的范围内，以此限制进口。比如日本既产茶叶也进口茶叶，在制定标准时就会内外有别，有利于本国出口的标准可以宽些，对进口茶叶的标准就要严一些。

　　了解了关于农药、农残的相关知识及市场背景，消除了一些误读，接下来思路就清晰了。除了完善农药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加强市场监管之外，就保证安全而言，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农药科研，推出高效低毒低残留替代农药，推进精准科学施药，走农药零增长的技术路径，加速农业生产向安全环保方向发展。《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