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质量”需要质量和效益结合

武汉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李工真

　　党的十八大作出“将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一战略决策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人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感受到“质量”的影响：它不仅作为一个词语频繁出现在视野，更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周围的一切。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这一宏观而贴切的表述，让我们领悟到，这种“转变”不只是目标，更是已经铺展于脚下的路。

　　提到“中国质量”，人们会联想到“德国质量”、“日本质量”。后两者以其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各经济体尊崇效仿的典范。“中国质量”要想迎头赶上，与之同侪，必须要向他们学习，汲取其有价值的元素。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欧洲时，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的署名文章，文中指出：“中国速度和德国质量的联手，将为中欧乃至世界经济创造巨大增长空间。”这在对“德国质量”给予很高评价的同时，也为“中国质量”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内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毋庸讳言，就目前“中国质量”的现状而言，其与“德国质量”、“日本质量”的差距还很大，需要下大力气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尽管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迎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目前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不过，相比于快速增长的“量”，“质”的脚步显得慢了些，没能跟上。我们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问题严重，城镇化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矛盾凸显。“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发展中的结构和方式问题，使得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

　　怎么改变？要知道，当前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而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于增速的高低，而在于“提质增效升级”。因此，一方面要走外延式结构调整的道路，另一方面要走内涵式提高效能的道路，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质量和效益的结合，正是“中国质量”的根本诉求。

　　德国人口8000万，35万平方公里，与我国云南省面积相当。2008年德国GDP与中国很接近，但人均GDP是中国的近16倍，而且德国人一年休息时间有178天。德国靠的是人口的高质量生产出高端产品，中国主要靠的是廉价劳动力，这种发展方式需要改变，所以，学习德国的质量观，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德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严谨，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灵活。德国是出思想家的民族，有哲学家传统，他们曾经培育了众多世界著名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们的光芒曾经照亮人类的大半个天空。这种哲学传统深深影响到了德国人的行为，即讲求逻辑，追求完美。这些特点是中华民族文化所不具备的。质量观就是文化观念，首先是哲学概念。德国的哲学是“没有质量的数量毫无意义”，讲的就是质量和数量之间的辩证关系。

　　德国人除了从哲学层面，还从经济学和道德角度看待质量问题。经济学上，德国人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才是检验产品质量的最好裁判，质量意味着产品的生命。道德层面上，德意志人认为产品是由人生产出来的，所以人的质量是产品质量的基础。另外，德国历史上长期的战争迫使他们高度注重武器等产品的质量，注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培养。质量意识早已渗透到了德意志人的血液之中，高效率、高质量的传统得以传承。

　　过去我们追求速度，比如，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但现在需要重视质量，“深圳质量”的提出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但质量是磨出来的。清朝的时候，外国人来中国进行工程建设，中国看了觉得很慢，觉得这是“磨洋工”，这就是“磨洋工”概念的起源。德国质量文化的核心是四句话：精准的计量，精良的设备，优秀的人才，标准化的生产。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地制造产品被德国人看做是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只有包括质量工作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更加重视质量、加强质量、提升质量，一起形成合力实行“质量社会共治”，才能真正把“中国质量”做好。只有中国速度实现了向中国质量的转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由理想逐渐变成现实。

　　《中国品牌》2014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