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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史上，1984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中国民营企业逐渐获得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权力；这一年，出现了中国商业力量的勃兴……
也正是这一年，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海尔、联想、万科、科龙等现在家喻户晓的品牌均孕育而生，张瑞敏、柳传志、王石、南存辉、胡成中等当下中国经济的舵手们沐浴着改革的春风纷纷上路了。
2014年，多年的改革让中国的市场环境天翻地覆，不明觉厉。其中，中国GDP总量中的65%是1984年以来诞生的广大非公有制经济所贡献的，这中间个体私营经济占到40%；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80%来源于民营经济。
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84年也好，2014年也罢，风云激荡，精神传承，回首这30年的变迁，当中国的创作者们在迈向30+新阶段的时候，人们不难发现，原来成败的关键都是在节骨眼儿上出现的。
吹响号角，摸着石头过河
企业像放在斜坡上的一个球，球放在斜坡上一定会滚下来，如果叫球不滚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给它两个力，一个是止动力，不能叫它往下滑，一个是上升力。止动力就是企业的基础管理，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基础管理一定会被淘汰，但是有了基础管理，可能不会马上被淘汰，但也不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就是上升力。
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张瑞敏说，“这样根本不行，人浮于事，混日子，这能做出什么来，不改革真不行了，所以我必须下决心。”为了求变，他的第一声长号，反而连小学生都应该知道的“不准随地大小便”、紧接着就是当众砸毁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日清管理方法、市场链整合、“人单合一”……
从1984年到2014年30年间海尔的改革前后进行了40多次，在一定意义上，这已不是管理模式的改变了，而是一种精神洗礼了。
“2014年和1984年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处于全球竞争中的企业必须具备3个能力，一个是成长能力、一个是盈利能力、一个是运作零营运资本能力。也就是说，时代的不同，全球资本的流动性都非常之大；这3个能力对企业来讲非常重要。”张瑞敏说。
2014年的海尔希望把每一个员工都变成一个老板，也就是一个策略事业单位，让每个人都创造有价值的订单。这样，每个员工都必须面对市场、都必须时刻要想到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得海尔从一个3万人的企业变成3万个小企业，3万个小企业又可以瞬间组合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品牌，这种情况下顺理成章的也会使海尔实现30年一直求新求变的目标。
其实，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就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强调了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企分开等重大问题。从那时起，“下海”这个词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热了起来。与张瑞敏坚持变革的信念一样，当年在北京中关村，无所事事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下海”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就设在单位原来的传达室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我们开始开办联想的时候，有很大的碰撞，想吹变革的号角给做企业的人带来的麻烦是今天很难以言述的。比如外汇，在今天，即使不是所谓国家计划型的单位，也可以买到外汇，这是通用的。但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只有国家计划的单位，国家才可以配给非常便宜的外汇，其他的人用高价去买外汇，理论上也是犯法的。这些制度都弄得做企业的人非常纠结。但我们一直坚信，变革是从挖掘自身潜力开始，而不是投机取巧。事实也证明了，后来中国准备加入WTO的时候，一切逐渐正规的时候，那些只会做倒卖批文或者做进出口走私的企业就全垮了，而联想却能够跟外国企业展开竞争。”柳传志说。
有信念就有未来，2014年的联想，不再是1984年柳传志曾信誓旦旦要打造“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它现在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领导企业和著名的高科技产业集团，在全球拥有超过23000名员工，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民企地位，从不受待见到一碗水端平
“前景光明”和“道路曲折”，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双胞胎。民企一往无前的奔跑中并非一路坦途，其间总有波动与反复，政府支持、外部环境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方针政策都吸引着民营企业的关注，甚至决定它们的生死。
1984年之后，所有制理论的突破为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是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第二次是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每一次的理论突破，都推动着非公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为一批批企业家的产生和成长培育了土壤。
大连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个体经济产生的地方，万达集团就是在那里成长壮大的。
“上世纪80年代，做房地产行业国家是严格控制的。我当时做的时候还不完全是民营企业，是跟另外一个公司联合做的，而且必须这样才行。那时国家什么都是要有票证的，搞建设，除了有钱还有计划指标，中央只给大连3个指标。‘万达’成立后半年多啥活没有，着急。为了要活下去，我主动请缨改造市政府北门有一个棚户区。当时因为就在市政府门口这么大一片棚户区非常难看，政府找了3家国企，他们一算账都赔钱不愿意干。领导一看我主动找上来，行，你要干这个地方就给你批规划。我回来就跟公司人商量，他们说这个不行。说咱们也没有多少钱，再加上别人算算都赔钱。尽管如此，为了生存，为了改变现状，就得主动吹起变革的号角。”万达创始人王健林说。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地位的提升是在创新求变的基础上实现的。民营企业很少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基本都是通过市场竞争成长起来的。这就注定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通过创新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从而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有时候必须要有一种敢闯、敢试、敢冒险的精神。这个精神和蛮干是有区别的。冒险是想干，但没有把握，而蛮干是完全跟着感觉走，也没有想，也没有把握。以创新适应市场变化中对于万达，对于王健林就有这种感觉。
今天，“万达”为人熟知的不仅仅是地产商了，它已经是一个文化品牌了。万达影城，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连锁电影院线AMC、投资80亿美元在青岛建设的影视基地等等。王健林的跨界气魄，无疑代表了一个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企的显赫地位。
其实，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重视，从1984年到现在的30年间，中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在2013年，民营投资的比重首次超过国有投资，达到48.7％，位居各经济类型之首；而当选十八大代表中的民营企业家就达到27人，民营企业家也较1984年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诚然，以往民企在市场上被挤压的空间非常小，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之后，他们除了投降，除了推门跑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民营企业很希望很欣赏政府给自己的定位，和在市场当中的角色要清晰。比如倡导的“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也宣布欢迎民营企业进入。也就是说，民企应该坦然面对今后不用再担心国进民退，也不用再欣喜民进国退。
创业环境，越有挑战就越有希望
1984年，潘石屹被学校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有一天潘石屹一个电话打到深圳，找到特区刚开放就南下创业的朋友。朋友告诉他深圳机会多，能赚到钱。潘石屹反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朋友说：“如果你有钱，你能买很多衣服换着穿。如果你没钱，衣服脏了没得换，只能忍。”听到这样的解释，潘石屹创业的念头像野草一样不断蔓延。春节一过，变卖家当，辞职南下。到达南头关，身上只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创业资本。没有边境通行证，80元创业资本首先是拿出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同潘石屹的“领悟”创业一样，1984年胡成中找到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在工作当中遇到各种刁难以及产品不过关等原因，频频吃到客户的闭门羹，当年胡成中便立志自己独自扛起“创业”大旗，于是与哥哥、朋友一起通过高利贷借款5万元，投资成立求精开关厂。创业的故事永远是值得回忆的。那时大家热情高涨，没有厂房，胡成中的家便成了工厂；没有设备，胡成中就和朋友去租、去借。当时共有8名职工，分别来自胡成中和友人的家庭。到年底，新生的求精开关厂就完成了5万元的产值，这在当时已足以让那群年轻人热血沸腾了，大家不禁觉得，照这样发展下去，前途将不可限量。然而，到1985年底，厂里的产值还是5万元；到1986年底，求精的产值也没有比5万元多一个子儿。面对现实，大家都不免有些泄气。
那时候，政府对创业没有明确的鼓励，以管理控制为主，法规也不健全；而市场则是典型的物质缺乏型的卖方市场，规则缺失含糊，没有商业诚信体系，有很多商机但风险也非常高。甚至一棍子就给摁死。胡成中似乎对此有些不解，但凭直觉他觉得原因一定要从市场中去找。
慢慢的凭借其产品具有性价比高、质量过硬的特点，逐渐赢得了当地客户的信任。随着国家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也为低压电器行业带来了重大的市场机会。
2014年，已更名为德力西电气将进一步拓展“一站式采购”门店网络，将为全国更多的客户和消费者带来全新型体验。其中在巴西，由于2014年和2016年将接连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而德力西电气充分把握这一机遇，已经参与了其中多个项目，力争在海外市场的业绩更上一层楼。
事实上，中国的创业环境，从过去市场由过去的无序到现在政府各项法规的稳定性和执行都有较大幅度改善，市场层面也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整个产业链、行业的游戏规则、商业规则逐渐形成了。有的地方政府还给创业者各种税收优惠与扶持。有时候创业就如一个萌芽，它出现了，你得懂得如何去修理、修整、培育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好苗。
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历史虽远去，实践检验改革与求变真伪的标准却依旧。这对当代中国企业、中国品牌而言，都是关键时刻巨大的激励，1978年是，1984年是，2014年同样也是。《中国品牌》2014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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