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怎么建？

贺勇 吴撼地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新的首都经济圈规划呼之欲出，一些说法开始流传：“非‘京字头’高校、医院将外迁”、“央企总部撤离北京”，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对此，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非“京字头”大学、医院都外迁？

　　回应：说法不准确，将适度疏解功能，鼓励到外地办分校、分院。

　　针对网传非“京字头”高校、医院都会外迁，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大家对高校、医院是否外迁都很关心，实际上北京的原则是在满足首都市民需要的前提下，再适度疏解功能。

　　李士祥举了一个例子，目前北京一些专科医院的病人中有60%来自外省市，许多疾病在当地医院其实也能得到治疗，但人们还是觉得没到首都最好的医院心有不甘。

　　“现在北京很多医学专家每到周末就到周边地区开展诊疗活动，一方有需求，一方有资源，如果在当地建个分院，这些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李士祥说，“所以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校本部、院本部都要外迁，而是不再扩大规模，同时鼓励到外地办分校、分院。”

　　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表示，教育部门要疏解部分高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避免无序扩张，避免因北京教育水平高的吸附作用形成更大的教育资源供需矛盾。

　　大批央企总部将迁出北京？

　　回应：尊重企业意愿，鼓励疏解不必要的功能，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

　　有人称，大批央企总部可能都要被迁出北京。对此，李士祥表示，北京反对单纯靠行政手段去解决，这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需要为企业把环境创造好，然后由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来决定设在什么地方。北京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形成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模式。

　　李士祥说，从产业调整上讲，北京要放弃发展“大而全”的经济体系，首先是把一些相对低端、低附加值、高消耗、重污染的产业疏解出去。“像服装、建材、小商品这些行业，过去起到了保障供给、促进就业、增加税收的作用，但随着产业和人群聚集，一些负面效应逐步显现。”

　　以动物园批发市场为例，每天客流最高峰达到11万人。“这成为西直门地区交通拥堵原因之一，也在核心区构成了安全隐患。”李士祥认为，这种在黄金位置的低产出，不符合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规律。“不符合规律，就要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李士祥表示，北京将完善首都产业发展目录和标准，不能发展的予以退出。

　　北京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介绍，现在，大红门地区平均每平方米的摊位租金已经达到每天15元，与王府井地区相当，而且一位难求。面对这样高额的经济利益，市场经营者转型升级的动力明显不足。“因此我们感觉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没有行政推动是不能的，但是光靠行政推动也是万万不能的，还是要从经济规律入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李超钢说。

　　三地怎样对接产业？

　　回应：把北京的部分产业发展功能疏解到天津、河北，北京则集中资源把创新的事业做大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迎昌表示，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是城市化先进国家，尽管国情与我国不同，但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与都市经济圈的发展经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20世纪40年代，为了防止伦敦城无限制膨胀，英国议会制定了《绿带法》并在其外围规划布置了9座新城，不仅推动了伦敦大都市经济圈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伦敦—伯明翰大都市经济带的形成，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

　　宋迎昌说，都市经济圈发展规划是典型的跨行政区区域规划，靠各行政主体自觉自愿、不折不扣地执行规划是不现实的，靠上级政府强制推行也是有难度的。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在实施机制上进行了创新，日本为了强化规划的权威性，往往把规划上升为地方法律，极大地强化了规划实施的力度。欧美，特别是美国则十分重视跨行政区的协调组织或者都市区政府的作用。

　　事实上，都市经济圈的发展离不开宏观调控。在华盛顿都市经济圈，华盛顿大都市政府委员会的作用有目共睹。长久以来，美国联邦法律要求交通、住房和环境拨款通过区域组织予以分配，那些不参与这些组织的地方政府没有资格获得联邦拨款，这就极大地调动了都市经济圈内地方政府参加大都市政府委员会的积极性，并间接促进了都市经济圈内的区域合作。

　　“把北京现有高端制造业的制造环节、其他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转移到天津、河北，把北京的部分产业发展功能疏解到天津、河北。北京则集中资源把创新的事业做大做强，创新成果到天津、河北实现孵化和转化。”李超钢谈到了京津冀合作中的需求对接问题。他说，对于北京来说，主要是做好舍的文章，这个舍绝对不是施舍，更不能是以邻为壑，而要服从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的要求，有退有进、有舍有得。

　　《中国品牌》201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