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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
记者肖雪
刘震云长篇小说《温故1942》和电影《1942》的面世，让很多人知道了民国时期发生在河南的一场大灾荒。实际上那个时代还有一场大灾荒更应被陕西人铭记于心——那就是发生在陕西的民国十八年饥馑。
然而截至目前，还鲜有作家将民国十八年饥馑诉诸文字。近日，祖籍陕西的海南作协副主席、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浩文完成了长篇小说《绝秦书》，并于本月在《中国作家》上开始连载。记者获悉后第一时间采访了张浩文，请他谈谈这部陕西版的《温故1942》。
陕西版的《温故1942》
记者了解到，《绝秦书》描写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发生在陕甘的一场大饥荒，这段历史被称为民国十八年饥馑。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张浩文的故乡——宝鸡扶风绛帐镇。小说以关中西府周家寨里周立德、周立功、周立言三兄弟为主角，讲述旱灾发生后，种粮大户周克文与三个儿子围绕着赈济灾民还是乘机发财产生了矛盾，继而展开了难以调和的斗争，以至父子失和、兄弟反目，最后整个村庄在铺天盖地的流民冲击下变成了一片废墟。张浩文通过周家三兄弟在大饥荒中的不同选择、不同结局，展现了灾难的严酷惨烈，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赞颂了民众的守望相助。
而实际上，在民国十八年饥馑中，包括扶风在内的陕西关中地区正是重灾区之一。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张浩文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经常听村里的老人讲民国十八年饥馑，讲到伤心处凄然泪下。但是灾难的亲历者现在差不多都已离世，很多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陕西近代史上曾发生过这场大灾难，这也正是让他感到揪心的地方。
天灾+人祸+恶政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不久前被拍成了电影，这次大饥荒与陕西的民国十八年饥馑一前一后，又都发生在产粮大省，难道这只是巧合？对于这个问题张浩文表示，陕豫两省是产粮大省，但以当时薄弱的水利条件而言，越是倚重农业就越会受制于自然条件，再加上两次灾害发生后，人为因素又对灾情推波助澜。“比如，1942年河南遭灾后，南京政府第一时间没有赈灾，而是加征粮税；1929年陕西发生旱灾后，占据陕西的军阀不救灾，而是加紧催逼军粮，当年就预征了此后6年的粮钱，甚至把外地援陕的救济粮圈为战备物资，还以阻止中央军进陕的名义炸毁铁路，这几乎掐断了外地援陕的通道。”张浩文说。在他看来，陕豫两省时隔十多年的大饥荒有着内在的必然，“那就是同样的天灾遇上了同样的人祸！”
为灾难中的善树立标本
虽然讲述的是一段惨绝人寰的灾难，但张浩文对记者表示，他想要通过《绝秦书》为善树立一个标本。张浩文说，其实在灾难面前中国从来不缺少舍身为人、抗灾殉难的英雄，在《绝秦书》中，周克文为了赈灾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生命，尽管他的粥棚最后被难民踏平了，全家人也被难民潮裹挟而去不知所终，可这种善行毕竟给惨烈的灾难带来了一丝暖意、一线人性的光辉。
《绝秦书》创作历经数年，其间张浩文搜集、阅读了大量资料，也采访了很多亲历者，他表示，创作这部小说就是用文字为那场灾难立一个纪念碑，用文学给那场灾难建立一个博物馆，让那场灾难时时警醒我们，把民国十八年饥馑的故事告诉给后来人。“无论科技怎样发达，我们都无法完全避免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了自然灾害，又该怎么办？民国十八年饥馑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天灾，但我们要力争避免人祸。”张浩文说。
记者获悉，目前4月份的《中国作家》连载的是《绝秦书》的上半部分，5月继续刊登下半部分，另外，太白文艺出版社也将于5月出版《绝秦书》。
档案
民国十八年饥馑
根据西安市档案局、档案馆的记录，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全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当年2月底，陕西省救灾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称“从去秋开始，全省旱情继续蔓延，全省灾民共达655万人。”
同年9月，于右任来西安赈灾，返回南京后他对记者说，陕西人民饿死者达50余万，潼关道上妇女儿童被卖者不计其数。
然而1929年10月，冯玉祥部将宋哲元等通电反蒋，进军河南，开始冯蒋之战。11月，冯玉祥在河南作战失利，退到关中，派出大批军警，鞭打绳拴、打家劫舍，残酷掠夺，1929年就预征了到1935年的粮钱，致使陕西饥荒雪上加霜。
11月底，根据省救灾委员会的统计，全省因灾死亡人数达250万，全省人口从940万锐减到650万，几乎减少了三成。其中灾情以关中各县最为严重：泾阳3400家绝户，长安县原有人口43万，因灾死亡5.2万，逃荒4.7万。
(记者肖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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