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学能够接受怎样的批评？

   近日，《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批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认为其刊登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已经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是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语言。《文学报》主编陈歆耕对记者表示，李建军万余字的文章，程永新仅用100多字便将其否定，这种做法简单、草率、缺乏学理依据。陈歆耕强调，“新批评”刊登的文章并不代表《文学报》刊物的立场，那是批评家自己的艺术判断。（《新京报》4月10日）

   《文学报》的“新批评”专刊上批评几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我也都留意到了，但一篇也没有细读，那些批评是不是幼稚可笑或者属于纯意识形态的刻薄语言，我也就没有发言权。我想，作为批评家，既然敢于批评别人，当然也应该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

   不过，如果程永新先生的指责或者抗议有道理，我们是否应该想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学批评？是批评家“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意炮制噱头吸引眼球借以抬高自己，还是媒体蓄谋恶意攻讦作家制造轰动效应？或者的确是批评家幼稚冲动，而媒体没有把握底线？无论批评家还是相关媒体，也许该认真听听不同的声音。

   当然，问题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比如说，《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并非预设立场，也并非故意针对几位著名作家有目的地进行个人攻击，只是一时找不到更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才刊发了这些可能有点尖锐甚至极端的批评。

   关注文学批评的读者也许应该能够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多年以来，文学批评的力度一直有点软。尤其是对影响较大的作家以及他们的获奖作品，很多评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赞美，基本是“正面肯定”为主，文学批评都快变成“文学表扬”了。虽然也有一些批评性评价，但往往是蜻蜓点水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好像总是怕得罪人。

   有时看了一篇“文学表扬”，我就特别想知道，某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除了优点之外，是否也存在一些不足？我很想听听批评性的声音，尤其尖锐而毫不含糊的批评，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作家和作品。我曾经有意关注过某些国内著名文学奖的颁奖词，当初的颁奖词多动听啊，但现在回头审视，总叫人觉得夸大其辞、言不及义。某些作品已经不是经得起批评的问题，而是不值得读者回味，也不值得批评家费口舌了。如果有真正不客气的文学批评，就算有点刻薄，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应该能够经得起，否则，恐怕就经不起时光的考验而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没有尖锐而及时的文学批评，对作家和作品未必是好事。一部得不到批评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大家对它关注的兴趣，谁还会继续发掘它的内涵、继续对它探索？一个没人批评的作家很快就会被遗忘和忽略。如此一来，作家和作品只能听到恭维连声，对中国文学的进步何益之有？

   我也完全同意文学批评不该带有意识形态思维，可今天这个时代，作家以及文学，还怕这样的批评吗？现在不是一篇批评就能够制造恐惧把人逼疯的时代了。程先生以“再也不读《文学报》”这种方式表达对某种文学批评的抗议，也可以看作一种文学批评，不过，作为读者，我更期待有批评家对《文学报》以及其他报刊所发表的文学批评也批评批评，有争议的文学批评气氛更活跃，也给中国文学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