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面对经济社会双转型

   “中国制造”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助力着中国的腾飞，也塑造和改变着整个社会。“中国制造”背后，是千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问题、户籍问题、劳动权益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中国制造”不仅让这些社会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浮出水面，更带来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

   长期以来，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探讨，从未停止。从理论上讲，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一旦这种探讨进入实践层面，便面临巨大阻力。诸多阻力中，仅就业压力一条，就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近来发生在制造业中与薪酬、生活环境、心理压力等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从另一个角度引发人们对“中国制造”发展模式的深层思考。一方面，它进一步凸显原有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重审经济发展的方向，也需要加强社会领域的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双转型”。这样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选择。

   如何认识“中国制造”转型与实现充分就业的“对立冲突”？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探索更好的社会治理模式？如何促进“中国制造”背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本期时事观察从经济与社会两方面，探讨“中国制造”的转型。

    劳动发展须超越“中国制造”

   中国作为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宏观就业压力长期居高不下，转型发展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对立冲突”，令许多人长期备感困扰，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继续走“中国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国制造”需要转型，科技集约型战略才是中国和谐发展的根本路径。

    “中国制造”面临技术与效率双重制约

   一般认为，中国劳动力供给丰裕，而且价格低廉，实行劳动密集型战略，既能发挥劳动成本优势，也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但作者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是劳动密集可能更加昂贵。劳动密集往往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虽然中国工资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资本质量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更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贵。美国经济学家斯密德就认为：“低工资绝对不能等同于低廉劳动力。”对贸易竞争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优势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劳动效率，不能单纯依据低工资水平而确认劳动成本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极为有限的“成本优势”，绝对不是来自劳动力，而是源自长期廉价的资源供给和基本免费的环境污染，也即“价廉”根源于资源价格失灵和环境监管缺陷。

   其次是劳动密集面临技术刚性约束。在科技创新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经济中，绝大多数产品无法依靠投入更多劳力来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创造来完成。劳动替代技术仅局限于日益萎缩的极少数传统行业，如果人为地通过劳动密集而强行替代，则必定会劣化产品性能，也无法创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继续劳动密集的必然结果就是错失创新转型的发展机遇，不仅会支付高昂的机会成本，更会长期处于国际马太效应的劣端。

    劳动密集只能大量复制低质量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就业模式在逐步转变，但这决不是近年来高就业压力持续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计划经济时期，累积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实际上是无效率或负效率的“隐性失业”人口，在改革开放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期被大量显现。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长惯性，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仍在增长，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中国的就业压力将会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劳动粗放配置模式，难以完成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升级。由于转轨时期的路径依赖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劳动密集到科技集约的劳动就业制度变迁。

   相反，正是劳动密集型模式制约了人口的和谐发展。由于劳动密集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难有劳动质量替代劳动数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断复制出低质量劳动力，这严重而明显地制约了中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劳动密集必定伴随着工资低廉，中国工资长期低廉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发达国家长期受益而国内劳动者继续受穷，导致经济发展成果长期大量外溢，而不能为国内公众所普遍内享，人口发展通道受阻。

   人口发展不仅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手段和关键路径，更是所有发展的首要目的和终极指向，人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既需科学发展观的民本理念，更需就业现代化的有效支撑，其核心诉求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中国只有通过科技集约型劳动战略，才有可能实现由人口大国到人才大国的卓越转型。

    科技集约战略更能促进人力资源发展

   人们普遍担心：科技集约将会因“机器排挤工人”而导致失业加剧。事实可能正好相反：科技集约型战略更能促进和实现充分就业。

   首先是科技集约可以增加原有产业的就业机会。技术替代劳动导致失业加剧，只有在原有产业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实际情况是：随着技术大量替代劳动，必定出现产量递增、成本递减、价格下降，从而创造新的需求，继之是需求拉动并扩大原有产业规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正如美国管理学大师泰勒所说，每一次革新“所带来的是所在行业工人生产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业，而是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因为科技进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产业的发展水平，从而必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质劳动需求。

   其次是科技集约可以催生新兴产业从而开辟新的就业增长源。技术进步既能促进产业分工和催生新兴行业，更能创造更加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工业革命以来爆炸式新增人口的就业机会，都是由这些新兴产业部门提供的。劳动密集型主张的基点在于对既有就业蛋糕的分割，而不是着力于将就业蛋糕做大的机会创造，因而是一个弊多利少的发展陷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出：“技术的改变已经导致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但并没有导致工作机会的净损失。”科技集约和产业升级在短期中会有少量就业机会丧失，但由此所创生的就业机会增量，在抵消了短期损失之后，必定会出现更多的长期宏观剩余。

   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密集型战略，看似“以人为本”，实际上却是一个有害无益的伪命题。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加速推动科技集约型战略，能够实现发展转型与充分就业的有机契合，具有长期的战略选择价值和发展优化意义，应置于中国未来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与此有关的战略转型就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事情。(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宪忠)

    真正的转型是人的转型

    “中国制造”带来社会结构性变化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拐点。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从以生存为主导的“温饱型”社会经济模式逐渐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型”社会经济模式。

   “中国制造”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推动社会转型。一方面它使中国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以“中国制造”为重要基础的经济增长，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按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200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007万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有4759万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温饱问题在中国已基本解决。

   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转为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的职工，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发生转变的，还有社会构成、机制转轨、利益调整、观念转变……这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脱贫”已经难以成为中国继续前进的驱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后，消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消费”，自然而然就应该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动力。

    以消费促发展需要社会建设跟进

   然而，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的居民消费受到压抑，是因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问题。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同时，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顾忌老年、疾病、失业、伤残等风险，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始终不敢大胆消费，导致中国的居民储蓄猛增，2009年，已经相当接近当年的GDP总额，是政府财政收入的4倍多。这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不如说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同时，“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世界工厂”，这也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和劳动环境恶劣的“宿舍劳动体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人的发展权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难有保证。有必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劳动权和发展权，让所有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经济发展转型必须社会配套转型

    真正的转型，是人的转型。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必须格外重视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在中国，就是要使“中国制造”的制造者们的收入能够支持其正当的、合理的消费需求。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是要进一步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和壮大中间阶层，改变学界所说“社会结构落后经济发展15年”的状况，使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所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调整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是“维稳”的应急措施，而应是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配套的社会转型。“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虚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尤其是工薪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庭生活有较大改善，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必须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当作重要的根本国策予以重视。在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的基础上，才能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放开手脚去消费。在这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的“边际效应”是走向最大化的。同样是一元钱，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顾，而给到穷人手里可能就能解决一顿早餐。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绝非仅在“消耗”社会财富，而是一个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经济转型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人的转型。“中国制造”常背负着水平低、质量差、廉价货等责难。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有高科技、高“知本”的介入。当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来提高“中国制造”的档次正当其时。另外，“中国制造”也应该向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公共服务业发展。

   高中政治教科书中有一段话：“环境是基础，经济是条件，民生是目的”。这应该是当今中国人人都“应知应会”的常识吧。1995年主题为“社会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也有“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的论断。如果我们的常识不能更新，甚至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样的常识，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将遭遇障碍甚至挫折；以常识为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转型，才能走上更加科学、更加和谐的发展道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钧）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