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清除“不合理的危险”

——记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 本报记者 何 可

铁锤砸大奔、水牛拉豪车……2004年之前，我国消费者遭遇产品质量缺陷，往往投诉无门，只能上演一幕幕维权闹剧。

企业“抵赖”“中外”有别……2013年之前，面对“召回歧视”，主管部门欲罚无力，能够开出的罚单“上限”只有3万元。

从2004年10月1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实施算起，召回制度仍未“及笄”，但是它却以自己独有的制度优越性，为我国消费者挽回了数百亿元的经济损失，倒逼着一系列产品的质量提升。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意外的“导火索”

上个世纪90年代，尚未建立起召回制度的中国市场，汽车厂商对于缺陷问题，往往置之不理，或者以“免费保养”“回馈行动”等名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当时的法律中，符合标准就等于质量合格，企业以此为由，让消费者百口莫辩。但是在国际市场中，召回制度已经实施多年，缺陷被定义为“不合理的危险”。在这一制度下，即便是符合标准，只要被认定存在“不合理的危险”，企业仍然不能逃避责任。

国内国际市场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多个“召回歧视”的案例出现，并在2000年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

2000年9月15日，宁夏司机黄国庆驾驶的三菱帕杰罗越野车出现刹车油管漏油现象，根据多年的技术经验和当地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检验报告书，黄国庆认定三菱越野车在刹车油管设计上存在不妥当之处，并向三菱公司提出了索赔要求。

黄国庆的索赔行为直接导致了随后席卷全国的三菱汽车召回事件，成为缺陷汽车产品在中国的第一次召回，并成为我国出台首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导火索。

2004年央视“3·15”晚会上，原质检总局宣布《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即将实施，该规定中引入了“不合理的危险”的概念。

“双标”与制度升级

2004年3.3万辆，2005年5.8万辆，2006年33.6万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实施之后，我国的召回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药品召回管理办法》也相继出台。

但是在召回实践中，苹果、宜家、大众等很多跨国企业仍然时不时地触碰中国消费者的底线，对中国市场采用所谓的“双重标准”。

受立法层级较低的限制，我国召回制度的威慑力明显不足。多次在重大召回事件中与跨国企业针锋相对，让召回主管部门越来越意识到推动召回制度升级的必要性。

以汽车产品为例，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这一部门规章设定罚款的上限仅为3万元。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显然不利于约束违法厂商的行为。

2013年1月1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根据条例内容，对于隐瞒缺陷情况、责令召回但拒不召回等3种情况，可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

这条规定，将原本3万元封顶的罚款提升到数十亿元、甚至是上百亿元的数量级。有了如此强有力的罚则做后盾，召回工作变得底气十足。

补齐一块“短板”

2017年12月4日，一场自行车行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暨质量技术服务交流会在北京召开，一众行业大牌企业如捷安特、美利达、上海凤凰，乃至当时风头正盛的共享单车企业摩拜，全部派代表参会。

这次交流会起缘于碟刹自行车前轮快拆杆设计缺陷引发的高端自行车大规模召回事件。业内对此次会议有着高度的评价，称其补齐了快拆杆装置的一块安全“短板”，倒逼行业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国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质检中心检测室主任吕一琦说：“由于没有标准的限制，全球的监管机构都没有发现该问题，直到2015年以后，中国政府和美国CPSC的召回，自行车行业才知道这是一个缺陷。”

召回制度不但为企业消除了大量产品安全隐患，避免了缺陷产品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而且倒逼企业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保障了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