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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财经11月5日消息（记者贾国强）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从猜想变成现实。
业内人士预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有可能使我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速度从2016年开始每年多增加0.2%。同时，也有专家认为，从生育孩子的成本效用来看，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会更偏向选择生育二孩，而多数中低收入家庭会放弃生育二孩，应出台一些具体措施鼓励生育。
专家预测全面放开二孩有望促经济年增0.2%
对于为何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起草情况说明中明确说道：“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
“一方面，据调查，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果想要保持人口数量，每对夫妻应生育两个孩子。但考虑到我国有14%左右的夫妻有生育困难，所以，每对适龄生育夫妻应该生育2.3个孩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苏剑对央广网记者表示。“我国劳动人口在绝对数量上是减少的，这就使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成本大增，严重影响了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全面放开二孩，会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更加平衡和协调，并最终达到在2030年后对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产生正面影响的目的。”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
“我们根据新供给人口空间供应模型对这次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做了测算，得到结论：如果总和生育率每年提高0.1%，那么GDP增速每年上升0.04%。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假设一半人从生一个现在改成生两个，本来要一个孩子现在要两个孩子，总和生育率提高0.5%，100个育龄妇女中可能多出来0.5个孩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表示。
“这会使从2016年开始，我国长期潜在增长速度会多0.2个百分点。而且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60万亿，那就是1200亿。将来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0.2%创造的增加值更多，会带来很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还就养老。”
富有和贫困人群会更愿意生二孩
自国家宣布放开二孩政策以后，这个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些人表示，会考虑生二孩，一个孩子太孤单；有些人表示，不会考虑生二孩，养育成本太高。
“我家比较纠结，老人希望我们夫妻再要一个，觉得一个孩子太少，也太孤独。”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向央广网记者吐槽：“但我和我老公都不是很想要了，一是在北京压力大，二是影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发展，三是如果要了两个孩子精力上跟不上。”
对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后，哪些群体更愿意生育，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财经评论员杨国英对央广网记者表示：“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加里·贝克尔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分析，富人和贫困人群生育二孩的意愿更强烈，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的生育二孩意愿较弱。”
如将我国适龄生育人群粗略分为富有（年收入100万以上）、中产（年收入40—100万）、中低产（年收入10—30万）和低产（年收入10万以下）四组，杨国英进一步分析说：“富有人群生育二胎所带来的情感需求满足，可以完全覆盖生育成本，会更愿意生；而低收入家庭则因生育孩子成本低，投入成本也低，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也更愿意倾向多生孩子；对于中低产阶层而言，富余的资产并不多，生育二胎还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这会影响他们职场晋升和事业发展，更会倾向不生。”
“思考一个问题，是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多呢？还是不学无术的穷二代多呢?从群体占比上，可能还是后者比较多。所以说，二胎政策放开后，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富人多生，要远比穷人多生好。”杨国英还对央广网记者说：“因为，富人对孩子投入的成本会更高，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如果再以合适时机推行遗产税，这比较容易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一方面，会使富人更加注重慈善事业；另一方面，也会使富人家庭财产更加分散。”
出台措施鼓励生育实现政策放开效果
“放开‘单独二孩’没有出现想象的‘婴儿潮’。预计全面放开‘二孩’，也不会出现猛烈的‘婴儿潮’。因为二孩放开，正处育龄期的主要是80后夫妇，他们多是独生子女，吃苦受累的精神和能力比较差。”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对央广网记者表示：“但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增长人口，还是循序渐进好，生孩子‘扎堆’会衍生很多问题，比如住房、医院、幼儿园、中小学等准备是否充分，免不了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再把政策细化，逐步引导，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赵忠心教授还表示：“如果放开二孩政策对增加人口作用不明显，这就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激励措施来实现政策效果。一、可以效仿一些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用财政补贴一些愿意生二孩的家庭；二、落实好产假制度，不但对女方给予一定假期，也应给其丈夫一定假期，生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对一些落实不好的企业，要给予一定处罚；三是根据各地不同实际，采取一定的政策优惠。”
一位长期研究人口政策的国务院参事也告诉央广网记者：“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应采取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建立降低抚养成本、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政策。另外，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备受关注的男女性别失衡现象将逐步缓解并最终消失。”
结合时代背景理性看待计生政策
对于如何评价已经实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位不愿具名的国务院参事对央广网记者表示：“评估一项政策，不能局限在较短时期，应放在一定时间，方可看得更清楚、评价更科学。”
这位参事还指出，“生育政策是我国最基本国策，若调整则属重大政策调整，不是由一个部委或者专家可决定的，而是要经过国家最高决策层及全国人大最终决定。生育政策自1978年出台后，37年来据国情、省情不断调整、完善：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到农村第一个是女孩的还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再到取消二胎间隔，再至全国双独二孩，后至农村单独二孩，全国单独二孩，以及现在将推行的全面二孩政策，这7步是生育政策不断完善的路径，也是国家早期就已研究既定的战略，更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政策出台要有时机，在全方位评估论证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对一个政策的评价要辩证地看待，理性地分析，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分析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当时我国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一个家庭五六个孩子的情况很普遍，这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符的。因此，当时有必要出台计生政策。”杨国英还对央广网记者表示。
对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关系，美国伯克利大学人口系博士周奕也认为，在农业经济时代，生活水准会因人口规模扩张而下降；在工业经济时代，人口规模与生活水准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在后工业时代，人口规模对商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反倒有促进作用。“这就不难理解，1980年的中国社会会接受人口规模阻碍经济发展的论断，而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就会对它存有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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