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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 图为：朱幼芳站起来讲解时需要依靠“拉力绳”辅助。 （记者 王子毅 摄）
图为：大部分时间，朱幼芳只能这样坐着给孩子们授课。 （记者王子毅 摄）
记者 崔逾瑜 实习生 陈梦圆 通讯员 陈菁 刘艳新 屈兴
扯着“拉力绳”上课的老师
朱幼芳扶着护栏，一步一台阶地走进二楼教室。“起立！”“坐下！”她和38名孩子一起坐下，开始上课。
黑板左上方，牢牢钉着一根铁钎，一条绳索从铁钎垂下，正好垂到坐着的朱幼芳手边，这是同在学校任教的丈夫黄鹤鸣为她专门安装的“拉力绳”。
拽住绳子，将身体缓缓撑起，朱幼芳认真写板书。
讲台前，放了一张板凳，是学校专为朱幼芳准备的。朱幼芳站立几分钟就会摔倒，她是全校唯一可以“坐”着讲课的老师。
依靠“拉力绳”和板凳，朱幼芳多次起立、坐下，变换着姿势，终于讲完了一堂45分钟的课。
近日，记者来到大冶市陈贵镇上罗学校，目睹了这一幕特别的上课场景。
49岁的朱幼芳，是这所学校二年级的数学教师，患有极其罕见的遗传性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这是一种进行性加重、目前医学尚未攻克的不治之症，遭遇这种病的患者，只能眼睁睁看着身体一天天“僵死”，最后甚至睁眼、吞咽和呼吸都做不到，然后在可怕的寂静中迎接死亡到来。
朱幼芳患病已有3年了，如今，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行走、站立、抬手、回头等常人最基本的动作都变得吃力，但她庆幸，自己的心智未受到丝毫影响，还能坚守三尺讲台。
讲台上，贴心的同事总会放一杯温水。朱幼芳的课一般是两三节连排，口干舌燥时也只是抿一抿，润润唇。她不敢多喝水，因为极易呛咳不止，加上厕所在楼下百米开外，她只能有意识地控制饮水量。
走廊里、楼道上，满是跑来跑去的孩子和送饭的家长，朱幼芳颤颤巍巍的身体被不小心地撞来撞去，偶尔会有学生过来搀扶她，但是孩子们的力气实在太小，她只能紧紧贴着墙面或死死握住栏杆，等待人群散去，再慢慢下楼。“我们都很担心她。”二年级班主任杨惠琴说，看到朱幼芳的状况，大家都劝她病退回家休养，可她不肯。
朱幼芳每周排了16节课。每晚备课，她都比其他老师多花一两个小时。教案写得工工整整，看不出是一个无力者的字迹。她擅长设计一些小环节，讲课时多用道具代替说教。因为舌头开始萎缩，她还刻意反复练习说话，尽管语速缓慢，但保证音量够大，“说慢点，正好七八岁的孩子们容易接受。”“只要我能动一天，我就多上一天课。”朱幼芳说，目前自己身体还撑得住，“当然前提是不影响教学质量。”
患病父亲也曾拄拐上课
得知自己患病后，朱幼芳曾经一度绝望，仿佛远方看不到一点点亮光，只有死一样的黑暗。
她的父亲朱必潮患有同样的疾病。她曾亲眼目睹，父亲从身体不平衡，到行走摇晃，再到说话困难、瘫痪在床，直至最后因器官衰竭逝世，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去世时，他只有63岁。
朱必潮也是一名教师，曾在松墩小学、丰收小学等农村学校担任过20年校长，一辈子教书，一辈子敬业。
曾与朱必潮共事的黄建国老师回忆，朱校长患病后，有两三年只能拄着拐杖上课。他的家离校约一公里路，无论刮风下雨，总能看到他的妻子程玉莲牵着他的手，送他来学校，再接他回家。
回忆这段往事，71岁的程玉莲说，当时因为丈夫走路缓慢，每次接送他的路得走一个小时。最怕的是去镇教育组开会办事，三四公里路，只能女婿和儿子帮忙，一人推着自行车，一人扶着后座上的朱必潮。
那时，年轻的朱幼芳劝父亲退休回家，可父亲的回答是：“我又不是不能动，我脑子还很好使！”“我当时不敢相信父亲的话，现在我终于理解了！”朱幼芳说，父亲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初十，和阳历教师节不谋而合。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执著，朱必潮带病坚持上课，直到松墩小学被拆并，才不得不离开讲台。1997年，他卧床瘫痪，2006年离世。
在父亲去世的8年后，朱幼芳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通过基因检测，证实自己遗传了父亲的罕见病。其实，2012年开始，她就开始频频“出状况”，摔碗、摔跤已是家常便饭。
朱幼芳被医生告知，随着小脑萎缩，身体机能将逐渐丧失，如同“渐冻人”一般，或许将失去一切行为、语言能力，直至瘫痪、死亡。
她心里明白，不是或许，而是注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己什么也不能动，除了眼泪掉下来。
命运无法改变。她满脑子都是父亲当年拄拐上课的画面，以及那句为了生命尊严、职业尊严而作出的回答。
传承家风，认真活着不再彷徨
既然从父亲身上继承了疾病，那么，也就全盘接续父亲那种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吧。
活着，认真地活着。怀着对未来的微小憧憬，朱幼芳选择了倔强。“也许明天我再没有走路的权利，但我今天还能走，就容不得左顾右盼，只能向前、向前。”
朱幼芳说，自己经历中考失利、工作挫折时，父亲总是告诉她，人不能怕困难，越是逆境越不能退缩。后来，朱幼芳考取师范，一边教书一边读书，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获得高级教师职称。
家风，如同一支无形的拐杖，支撑着朱幼芳在痛苦绝望之后重新站立。她不想只是复制这熟悉而痛苦的病程，更想延续这个书香门弟脉脉传承的一种力量。
她开始每天坚持练习走路，丈夫黄鹤鸣特意为她买了一台跑步机，调到最低速的一档；她重新计划自己的工作，本来她一直教高年级，患病后，学校将她安排到较为轻松的学前班教学，但她仍主动要求承担课时更多、压力更大的高年级教学任务，最终被安排在二年级；她把家安在学校，在校长办公室张贴的2014年的考勤表上，她没有一次缺勤记录，校长吴春海常打趣地说：“你比我这个校长还来得勤快！”
更重要的是，“存在感”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深入思考，但对于朱幼芳来说，这是疾病赐予的礼物。“每个人都无法预知是明天先到，还是不幸先来。但是没有关系，关键是活好当下。”
正如朱幼芳所言，尽管自己没有达到名师教学的高度，没有古今中外教育家那种思想深度，但从18岁选择踏上讲台开始，她就希望这条路能走得长远。“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开讲台，即使万般不舍，但为了学生我也会欣然接受。我只希望还能住在学校，哪怕每天只是看看奔跑的孩子们，听听琅琅的读书声！”朱幼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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