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长篇小说：走向开放的本土化

    晏杰雄

   关于长篇小说的本土化，存在3个问题：我们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有哪些本土资源？为什么要本土化？如何本土化？

   要弄清楚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本土化路线，首先就要清楚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到底有哪些本土资源？这可能是人们一直比较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小说发展历程中，小说一直都是短篇，直到明清的时候才出现可称作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如果纯粹从体裁的角度来讲呢，新世纪长篇小说严格意义上可以对应的古代小说只有明清章回体小说，这是可以直接借鉴的资源，也是最丰富、最直接的一个传统资源。但是考虑到长篇小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流变过程当中，所有涉及到的文体都应该纳入到长篇小说借鉴的范围，所以可以归纳出中国长篇小说的本土资源至少可以包括以下这些方面：章回体、史传体、文言小说、笔记小说、民间话本、民间俗文学、诗词曲艺，其中史传体和章回体是主要的方面，和其他文体资源一起组成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我觉得这就是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本土资源，可以称之为：中国经验。

   那么，为什么要谈本土化这个问题？因为近一百年来，特别是现代文学一百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本土化一直没有落到实处，一直做得不够。反观整个20世纪，尽管40年代有延安文艺运动倡导的大众化，但那时候的本土化，实际上是为了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传播革命思想，而不是为了文学本身去本土化。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进入寻根小说，它体现出本土化的倾向，但是寻根小说主要集中在内容层面向传统文化之根的无限挖掘，它在文体上也很先锋、很现代，可以称作先锋文学，但本土化做得也不够。到上世纪90年代，更是狂热地进行文体实验。所以，现代文学一百年来，真正把长篇小说的本土化落到实处的是新世纪这个十年的时间，但此时的本土化和之前的本土化不一样，它体现的是一种开放的本土化观念。这个时候它已经走出了以往的封闭的形式的本土化，走向我之前提出的“开放的本土化”。我认为，新世纪的本土化已经从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走向了真正的文体自觉，是一种开放的、辩证的、具有世界视野的本土化，它的边界已经大为扩大了，是在立足本土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吸取中外一切文学遗产，获得一种突出民族更新的时代性和事件性的中国抒写形式。所以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秉承的是一种开放的本土观念，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在这种开放的本土化观念的指引下，中国的长篇小说文体的本土化第一次落到文学自身上。文体内部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和优化组合。近几年我一直持续地进行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研究，阅读了一百多部作品。我认为，在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的潮流当中，应该有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汉语传统写作，这是比较纯正的本土化，它着力从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中获取资源，体现出一种古典平和、从容谐散的美学品质。新世纪同时出现了3部写平原的小说，一个是毕飞宇的《平原》，一个是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还有一个是铁凝的《笨花》。铁凝《笨花》的叙事风格体现的是中国趣味，它和平原的地貌一样没有起伏跌宕，从容自信、冲淡平和，很符合明清章回体小说中的那种注重日常琐事描写、娓娓道来的叙事传统。《笨花》开头写了一个叫“走动儿”的村里人，他在黄昏走动的细节，整个一条街都等着这个叫“走动儿”的去进行约会，这个事件成为黄昏降临的标志。铁凝把这个意味写得温馨动人、意兴盎然，把华北平原的平和和世俗气息写得十分充盈，所以雷达先生曾经把《笨花》这种文体命名为一种平原美学，一种流水般的细腻与微波，展示了华北人民在特定时代的精神面貌。这就是汉语的传统写作，体现了一种中国趣味。第二条路线是原生态写作，这类写作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相对疏远，因为它不是从古代来的，它是跟地域文化与叙述人的民间身份有关系。比方说西部作家雪漠的《大漠记》，它直接采用西部边境的表达方式，从叙述语言到人物语言，都采用凉州方言，叙述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像他有这样的句子：“漠黄了，草长了，兔儿正肥了？”在我们现代小说叙事中，是看不到这样的句子的，它是西部独有的，很真实地表现了西部大漠生存的粗犷。如果用白话文写作，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第三类写作就是现代的本土化写作，这种写作看似本土化，具有中国传统结构，但其实在细部运用了很多现代表达技巧，文体意味其实是很先锋的。新近获奖的莫言就是实践这一类文体的典型，比方说他的《生死疲劳》，采用的就是章回体和六道轮回结构，这是中国的，但实际上从内部叙述来看，它是现代的先锋叙事，语言是纯正的白话文，文本的内部吸纳了很多现代元素，比如，采用动物视角、采用夸张的语言，表现荒诞的行为，制造陌生的效果等等。莫言是比较先锋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作家。

    新世纪，正如张颐武先生所说，是一个在文化上容易迷茫的时代，“拔剑四顾心茫然”，对此，中国文学的救赎之道，很可能就是一方面通过本土化建立长篇小说的民族品格，接通悠久深厚的中国文化，以独特的叙事美学在世界文学之林获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通过本土化与现代化的碰撞，迸发出新的美学火花，从而有可能走出昔日本土化的封闭格局，催生一种涵盖中西方文明的新兴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