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怎样言说中国当代文学？

    牛学智

   有位评界人士曾发文，题目以“失语”这样的中心词追问道，在最应该研究莫言的时候，批评家为什么不都来研究莫言？这位老兄的文末自然以自报家门收束，相当慨然地说，自己早在一九几几年就著文强调，莫言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云云。当然这个结尾是圈内人基本熟悉的，而且这个熟悉的结尾方式在论评其他大小作家的大量批评文章中都还保持着亢奋的预言自信，恕我不一一指出。

   出于当日的激动，我在自家博客中转载了此文，并附了几行当时的感想在题签《还是关于莫言获诺奖的事》下：

   一是，是否可以反过来问，批评家为什么变得理性了？在莫言获奖的语境，批评家的“沉默”说明什么？当然，关于莫言的研究著作应该说不少了，有些还在写作中，据说将以巨大的资金支持这样的写作（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申报指南中就有一条“莫言等新时期重要作家作品研究”）。

   二是，如果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写莫言、说莫言、研究莫言，是不是又回到“文革”了？“文革”中只有“浩然我自岿然”。

   三是，对莫言不“失语”，是否就是只有赞美歌颂才算不失语？因为研究此人的著作现在而言已经比同一水平线其他作家要多得多。那样的话，中国的批评界正常吗？

    我的看法，对莫言已经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和不该阐释那么多却已经阐释了那么多的话。

   我没有系统细读过莫言的小说，但肯定读过他一定数量的作品，包括《蛙》和多数研究莫言的文章、著作，本来博文里随手写下的这些粗糙文字，当时的心情也还是“如履薄冰”。为什么呢？因为我可能不小心触碰了冥冥中的“文人相轻”这个所谓道德伦理底线。忐忑了没多久，心里到底还是舒展了许多，因为是年2月至目前的3月下旬某日为止，的确出现了几篇正面或不怎么正面但读者明确感觉到一定是在反思莫言热的文章。不过，后者确实是君子文章——说事不说人。可见，我当时的心情恐怕具有普遍性。

   本来，依我的认知，这些反思文章尽管还远未达到深入的程度，鉴于已经发出了我所期待的声音，按理说我没必要再浪费精力讨论此事了——挑明一个真相不能和打架类比，不是拼人数。同样，即便稍嫌含糊的文字，只要方向对头，有时候也绝不能以数量多寡论成败。

    然而，想了想，还是有话可说。

   目前看，正面反思这一现象的意思大致有如下几个基本点：1.研究领域的“莫言热”，其实是鲁迅先生当年所预言过的国民自大、自尊、妄想、自恋的又一次集中体现。2.“讲故事”或者“讲好故事”以及“讲好中国的故事”，在“好故事”“好的中国故事”差不多已经遮蔽当前现实的情况下，莫言小说及其获奖词中所说只扮演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文学导向，后果堪忧。3.莫言研究热，将会彻底改变“被高估”作家的继续高估，而小说家可能是被高估作家中的首选。评者没有明说出来的观点显然是，今后我们的思想言说——如果把文学批评、研究看做一定意义上的思想言说的话，那么，研究“好故事”、研究如何“讲好故事”、研究怎样的故事才是“中国的好故事”——好听、好玩、好看、好产业化、好商业化的故事，会不会导致最有资格体味当代中国人、中国现实深层隐忧的一种最敏感神经，就此完全休眠？如此等等吧。以上观点及其担忧我完全赞同，这里就不再展开了。这篇小文中我想接着补充几点意见：

   其一，包括莫言的小说在内，我们差不多所有一线作家，其实早已自觉地进入了消费主义的文学叙述逻辑。而多数研究者，包括成名成家的研究者，基本都在学院或什么研究机构的高墙之内，按照自己置身其中的学术考核机制在“叙事学”“诗学”的范围内学术化文学、消费化文学。限于我本人对一些经典叙事学、诗学不深不浅的了解，叙事学和诗学得以推进的一个首要前提是，对象必须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真经典，唯有如此，对象才好相对封闭起来进行叙事学、诗学的系统研究。而如果对象是未经一定时间长度检验的和不同层面读者反复阅读沉淀的开放性不确定文本，恐怕只适合于与当时生活现实相结合的批评，甚至于以时评方式处理。因此在莫言及其他作家的研究中，看起来一些有真正知识分子气质的批评家所要求的“思想”，与一些本没有知识分子气质但一定有学术家追求的人所要求的“文学性”（故事）之间的错位，似乎是价值观的对立。其实不然，真正对立的是对叙事学、诗学的理解。为什么这样说？仅就目前我读到的一些正反文章看，我提到的真正有知识分子气质的研究者，其气质不过也是放到“五四”那个特定语境成立。即便近百年来某些方面的确未变而且还有退步情况，这是事实，然而，变异了的部分恐怕也难用原原本本的“五四”话语就能解释透彻。所以，特别是反思文章，我只是在文章的意识上赞同，论述的纹理的确很难完全苟同。简单的一个证据是，我并未体味到早已在一流的社会学论述、思想论述中深入很远的命题，却在反思文章中很难体会到——他们的反思，也就仍是文学学科内的怎么研究文学的问题。方法论的问题肯定不能等同于本体论或价值论，当前新的现实语境自然不是自觉地置于他们视野的前沿位置了。这一点，也进一步佐证了正反立场不会不在同一个知识共同体。按照社会学的分析，下层话语对这两者而言，都是相当陌生的，至少是隔膜的。

   其二，到底该怎样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今时代的中国文学？是为当代文学学科负责，还是为文学的生命力负责？不同的提问其实围绕的是一个本质性问题：文学能否打动当代还活着的有效文学阅读人口。不能强求代言，起码能以还活着的文学阅读人口的处境为基本体验来源？我想这个命题与要求小说是否该有“好故事”不形成必然的矛盾关系。怎么界定今天还活着的有效文学阅读人口呢？靠文学吃饭的学生、教授、研究者除外，若以16至35岁所谓的新生代民工群体及其连带的人群为界的话，少说这个人数至少也在二三亿，算上城镇居民中户均月收入在2000至5000元人民币的，恐怕也不会低于3亿至5亿吧。为了保持一个“完全消费”人数，这个总数再除以2，有闲有钱有心情消费文学的人数理想一点算（主要是手机上网了解一点文学的信息），2亿至4亿（按某家出版社对莫言文集的垄断出版数100万册计，进入各高校图书馆、研究机构、公司书架的除外，销售给个体的是否超过了一半呢？）也就撑死了。

   当然这不过是个大略的估计数字。暂且以这个基数为根据，文学是否有生命力，首先最低限度得确保这2亿至4亿人的感受程度，再加上近3亿左右感受未被文学纳入的人数，合起来近8亿人的感受应该是一个优秀文学作品的“读者”。可是以莫言小说为例，人们所说的他的所谓“中国的故事”，有多少是事关这个群体的呢？具体起见，参照上面提到的一些反思型批评家观点，现如今我们普遍面对的文学事实，其实是算术式“批评家（反思型）的要求+莫言等未曾写出来的=我们现在所呼吁的文学价值”之外占多数比例的文学——这部分是创作、研究、发表、出版和媒体反复打造的文学主体，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一般被纳入叙事学、诗学分析的文学成分。自然，这部分属性的文学因其数量异常庞大，又是维持文学人口基本生存保障的主干，它的不痛不痒、不尴不尬面目无需在这里单独分析。姑且以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文学，实际上就是以反思型批评家代言而提出来的上文概括的那三条来说，看一看，这三条有哪一条是关于底层社会人群处境的呢？第一条谈的是抽象的国民性，第二条谈的是应该抵制文学极端化的消费倾向，第三条谈的是文学学科的比例偏废问题。诚然，分属于这三条的某些具体文章，有些触角或许可延伸出思想前沿的一系列大问题，都是了不起的探讨。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这些触碰只能浅尝辄止呢？到此为止，或者到此为止只能转移话语方向，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似乎已经很了不起了。然而，这个很了不起放到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检验，也不过是一个生存在底层社会中10岁左右孩子的认知，远不到揭示出现实内层真相的程度，也意味着还远不是以话语方式呈现文学主要体验来源——现实状况的要求。

   所以，怎样研究莫言也罢，怎样研究其他什么类型的文学问题也罢，我们现在的根本关切是，文学和我们所言说的文学，正在淡出绝大多数人命运的视野。怎么写、写什么只是文学者和研究文学者的谋生手段，无论怎样折腾、怎么旋转，文学不会走出学科的具体规定性、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深处——这才是真正令人深为担忧的地方。

   网上有一幅幽默的图片，画的是笑呵呵的莫言正面面对着观众，左手拎着诺贝尔的头像，右臂腋下夹着一本书，上面三个字：文学奖。

   大家都乐呵呵的多好，在乐呵呵的人群中，类似于我这样的迂头，警觉有加地再谈一番这个本来已经很热闹的现象，真有人肯收了笑容，听一听吗？

   据一些研究消费社会的论著称，所谓“消费”其实是当今一种新的异化变体，这个变体的巨大魔力在于，你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卷进消费怪圈，这也就很完整地解释了，即便是一个真正的泥腿子，其意识里只有笑容和快乐——也据说这是“被笑”“被快乐”。然而据我观察，不微笑不行、不幸福不行、不快乐不行，正是大多数文学者所浸染其间的一个大氛围。如果不从实质上戳穿这个东西，我疑心，类似我提到的那些即便还很难说深入了当前社会语境但毕竟有清醒批判意识的反思声音，马上会被欢乐的掌声及其早已坚实的欢乐机制弹回去。有人说的在莫言合唱团中的批评家还在“失语”，其潜台词大概是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脚：严肃地消费文学，并把莫言所提供的中国好故事推向“中国经验”的高度，然后，安详地关起门来，清谈叙事学和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