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代会”回响：香港文学如何“出精品”？

   港澳作家上月末首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五年一度的“全国第八届作家代表大会”。返港后，不少作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在“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的要求下，香港文学如何坚持特色，创作更多精品、力作？

    “被冷落”的香港文学

   “香港社会冷落了文学。”《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在处处经济挂帅的香港，文学读物卖到2000本就算“畅销”，当作家不可能成为职业“饭碗”，文学创作要利用业余时间清苦耕耘。

   香港作联主席会长、《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借用诗人余光中的话说，文化是“闲”出来的。而香港文学大多文字简明、轻快，专栏文化长期盛行，这些是商品社会的“副产品”，也是香港少有大部头作品的原因之一。

   “人如果被外在欲望绑住，心灵空间缩小，自然难有大气派。”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艺术委员会主席蔡益怀说。他还指出，政府无需以行政指令推动文学发展，但有责任提供土壤。而艺发局的资助中，文学总是受惠最少的范畴。

    “沙漠”中也有“绿洲”

   “但无需妄自菲薄，这样的环境才能突显香港文学的坚韧性。”蔡益怀说，称香港是“文化沙漠”属误解。他认为香港文化形态多元，大众文化尤其蓬勃，对内地文化产生辐射作用，“金庸在华文文学很有影响力，李碧华的《胭脂扣》现在看亦有了经典性。如果说这些作品是‘俗文化’，难道明清小说不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

   陶然指出，“香港文学”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时受内地影响较多，后经历文学与政治纠缠的时代，至近十几年本土意识渐强。他认为香港作家要坚持香港视角和香港身份，却不一定只书写香港。

   陶然说，香港文学在华文文学框架下有独特地位，社会的开放特质赋予香港文学“漂泊感”和吸引力。蔡益怀亦指出，香港既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又同步追踪西方文学潮流，比如刘以鬯，就将兴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在香港延续。

    香港风格与文学传承

   香港何以少有文学巨制问世？潘耀明认为，写出史诗性的文学作品需要大时代背景与文化积淀。在香港本土历史中，政权回归是件大事，但过渡平稳。不过香港文学并非靠“吃老本儿”，他指出，近些年香港“学院派”作家创作活跃，如葛亮、董启章、潘国灵等，均有代表性的长篇著作。

   蔡益怀则说，香港缺少的是标志性的作家和具有香港风格、气派的作品，文学传承上亦存在隐忧。他指，为鼓励创作，艺发局设立翻译基金，翻译本土文学；还着力栽培年轻创作人，资助“80后”文学刊物。

   关于中国作协对香港作家的支持，蔡益怀称希望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计划”能覆盖港澳。陶然则提出，中国作协在港澳吸纳会员的方式需改进，建议取消每年两人的限额，视资质、条件灵活发展，更有助维护作协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