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鸿门宴》的大场面难称上乘之作

   作为颇具野心的史诗大片，《鸿门宴》在11月末登陆各大院线，打响了贺岁片争夺的第一枪。史诗大片既需要宏大场面的展现，又需要营造诗意的悲剧氛围。因而，如何兼顾“史”与“诗”，历来是编导面临的艰难命题。史诗大片如果拍得好，能给观众带来荡气回肠的观影体验，比如《斯巴达300勇士》、《角斗士》等。反之，史诗大片如果盲目上马，则可能遭遇票房和美学的双重滑铁卢，比如今年先后上映的《战国》、《关云长》和《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鸿门宴》看来也同样境遇堪忧。

   史诗大片需要大场面，营造荡气回肠的大气魄。《鸿门宴》的导演李仁港有扎实的美术功底，既懂调度场面、又注重细节安排，这让《鸿门宴》的大场面显得中规中矩。其中八路诸侯合力追击项羽大军的一幕，拍得颇有大片的气象。

   即便如此，《鸿门宴》的大场面也难称上乘之作。看罢《鸿门宴》，头脑中很难闪现出呼之欲出的精彩画面。早已对好莱坞的视觉奇观见怪不怪的中国观众，很难满足于“大”，而期待的是大场面与创意和故事的无间配。在以往的范例中，《斯巴达300勇士》导演扎克·施奈德弃用实景，全用布景，并辅之以后期电脑合成，将温泉关一役从暴力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在导演的场面调度和创意合成下，血腥的战争场面变成了颇具美学价值的动态油画。而在《角斗士》中，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没有花大气力来打造战争场面，却斥巨资复原古罗马大斗技场的雄伟与壮阔，配合以故事的高妙讲述，让这个与光荣和梦想有关的故事愈发显得荡气回肠。

   反观《鸿门宴》，大场面的打造仍停留在烧钱层面，尚未上升到与创意和故事无间配合的高度。很多打斗场面的设计，常给观众带来似曾相识之感。

   此外，格局也是个问题。《史记》中的“鸿门宴”之所以流芳千古，在于它是项羽命运的转折点。司马迁着力刻画了项羽和刘邦截然相反的性格：项羽是大英雄，有大气魄，但缺乏政治家的精明与厚黑。与之相反，刘邦不是英雄，也没有豪杰的气魄，但他的厚黑与精明，不仅成就了自己，还开启了雄汉的盛世。这是司马迁告诉我们的历史。

   在电影《鸿门宴》中，编导的巧思在于用棋局代替了饭局。按理，鸿门宴有没有喝酒、吃肉，这件事本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宴会上，各自人物的性格是如何呈现的。这是《鸿门宴》改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可惜的是，为追求新意和娱乐性，编导过度强化了军师范增和张良的能力，削弱了项羽和刘邦的性格展示，牺牲了《鸿门宴》中最精妙的内容。这种牺牲加上仓促压缩而成的楚汉争霸，让项羽的败局显得唐突而不合逻辑。此其一。

   其二，编导将范增的锦囊妙计设计为反间计，这一改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改变了相关历史人物的性格。在电影中，刘邦中计，方才诛杀张良、韩信，这一改写，隐去了刘邦性格中的厚黑与精明，同时也抹去了张良的政治高明（他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和韩信的政治幼稚（未能看透刘邦的本性，最后落得“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诚如导演所言，改写的意图是为了加强人性化的表达，但却顾小此而失大彼，毁掉了真实历史中人物的大格局。

   其三，虞姬的角色设计颇令人费解。在《鸿门宴》中，虞姬的角色不轻，但作用不大，即便没有这个角色，整部电影仍然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如果一定要不能免俗地加入女性角色，吕后才是恰当的人选。她的存在，对于刘邦性格的形成和强化，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按照导演的意图，一部电影的改编应有所割舍。但可惜的是，取虞姬而舍吕后，无助于影片大格局的形成和巩固。

   综观影片《鸿门宴》，之所以把司马迁的大格局改小，原因在于导演没有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编剧、导演李仁港完全颠覆了历史。史诗大片的创作需要大胆，这毋庸置疑，但也需要有自知之明，否则，可能在“失事”的同时，也未能“求似”。肆无忌惮地用现代人的眼光架空历史的同时，能够显露的，仅仅是创作者自身不够大的格局。

   《鸿门宴》在搬上大银幕过程中遭遇的瓶颈，也是众多史诗大片不如人意的症结性原因所在。这几年，中国史诗大片踏出千里之行的第一步，这是好事。但若想成功迎战好莱坞，并让中国观众心悦诚服，亟待解决的仍是场面、格局和故事的配合。简言之，努力的方向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曹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