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琳:不是我，是书

    无论怎么看，刘瑞琳都称得上是目前中国出版界的翘楚，其影响更在书业之外。

   前些天，她刚刚去深圳领取了中国杯帆船赛蓝色盛典“时代骑士”勋章。获奖者大都是文娱体育界的大腕，她是唯一的出版人。

   两年前，《中国新闻周刊》评选“十年影响力人物”，刘瑞琳亦是唯一的出版人，同台获奖的是马云、李宇春、邓亚萍这样的明星人物。

   称之出版界的代言，刘瑞琳肯定不同意。但没人否认，她提升了出版人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一次次的获奖就是力证。

   圈内圈外的人，包括媒体，都想探究刘瑞琳成功的秘诀。她拒绝了很多采访，除了太忙，还缘于她给自己定位在幕后而不是台前。

    问多了，刘瑞琳笑笑说：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书。

   “我觉得做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就是不要为了赚钱而制造垃圾。我希望把这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传递出去，这是我判断很多事情的标准。我为什么做这个不做那个呢？这个标准在我自己心里。”

    一切都源于书

   记者：细心的人注意到，在最近颁奖的中国帆船赛十大“时代骑士”勋章获得者中，你是唯一出版人，人们不免好奇，这是不是一种什么标志？

    刘瑞琳：其实大家看重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觉得应该对出版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有所表示。

   另外，就算是一种标志，这个标志也不在我个人，而在我们出版的书。比如“十年影响力人物”颁奖后，有些评委说我们投了你票，我说惭愧不好意思，他们说这些年都一直读你们的书，我这才觉得很安慰。

    记者：以前很少看到出版人和文体明星大腕同台竞风采的时候。

   刘瑞琳：倒不是我们主动要去跟明星大腕竞风采，而是大家先认识到我们的书的影响，进而追寻到背后出版这些书的人。这说明大家现在对文化对出版还有一种期待。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再发展，也不能缺少严肃的思考，不能缺少人文精神，不能缺少艺术素养。大家还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呼唤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产品、好书，这是一个立足点。

   记者：据说我国每年的出版量特别大，一年30多万种，而你们一年只做一百多种，为什么你却得到那么多的荣誉？

   刘瑞琳：出版在目前的中国，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文化责任，大家对它寄望很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生意，你得尽全力才能在市场上立足。这个时候大家看的就是你专业化职业化的程度。同样的境况，你还能呈现出好东西，大家就会给你很大的肯定。

   我常常觉得这些来自书业之外的称誉其实过高了，但他们说，出版这门生意的确很小，但文化能量不小，做出版的人，不要看轻了自己。

   记者：大家都知道，广西师大出版社不但地处偏远，此前多年也并没多么显山露水，可是这些年出名了，势头很猛，你们是怎么打响这个牌子的？

   刘瑞琳：广西师大从地域上说，可能是有些偏，但做文化，关键还是看人。这么多年，从学校到出版社到北京公司，大家都是齐心协力做事情。学校和出版社本部在桂林支持我们，而我们这个团队在北京做事，跟偏不偏没多大关系。

   关键是要出好书，持续地出好书。还要有一个坚固的专业化的团队，能够始终保持基本的水准和品质。

    牌子不亮，我们可以创造响亮的牌子。

    只是想把事情做好

    记者：2003年，你从山东画报出版社来到北京想到会有今天这种大好局面吗？

   刘瑞琳：在我之前，这个公司已经运行了三年。当时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也已经工作了十年，做到了副总编辑。当初并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我只相信我会很认真地做事情，只要有合适的平台，我会尽力把事情做好。

   那时候，公司在业内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但问题也不少。选题上，有一定的品位，但缺少核心的理念和方向。员工不少，但凝聚不成强有力的团队。市场能力也比较弱。现在，我们的员工人数与那时差不多，每年出书的品种数也差不多，但那时一年产值3000来万，现在一年接近1.5个亿。更重要的是，现在出的书，社会影响力更大。

   最开始，我也没有独立做过企业，国有的老机构与这种独立的新机构完全不一样，觉得无从下手，挺困难的，但还是慢慢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记者：你觉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开局面的？

   刘瑞琳：一开始，还是在消化公司已经做的一些书，已签下的合同，同时积累新的选题。2004年在桂林开全国书市，我们一下子推出了一批书，有好几十本吧，让大家眼前一亮。大概从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关注我们这个团队了。

   记者：大家都出书，为什么你们出的书就受到大家认可？有个小插曲，据说每年书展上，你们出的宣传小册子，很快就会被取光。

   刘瑞琳：其实读者认的还是好书，而不是哪一家出的书。只是你持续出好书，读者和媒体都对你有了信任、有了期待，到后来，但凡你出书，大家就会多关注几眼。这也给我们压力，就是尽量做好书，不能辜负大家的期待。有时候勉强出了一本不那么经得起推敲的书，心里会难过很久。

   书目这回事，我们也是摸索着在做。其实也就是想把每件事都做好，书目也不放过。当时有一个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新闻出版报》上专门写文章分析北京贝贝特的小书目，另外有些编辑还收藏。其实每年我们的书目都是赶出来的，我们只是不停地在做一件一件的事情，当然随时都有你的判断在里头。

    记者：你觉得这个判断是靠女人的直觉还是你的学识经验？最主要的是什么？

   刘瑞琳：我觉得很综合。我没法说哪一个特别重要。经验，直觉，积累，还有你的思考，还有视野，这些都挺重要。所有的这些，对形成一个判断，是必需的因素，是综合的。在我接触每一本书和对每一本书最后签字拍板时，这些综合因素都会起作用。

    把书嵌到文化的脉络中去

    记者：赞扬声会让你有动力还是有压力？

   刘瑞琳：真正的压力和动力，是那么多作者把他的作品相当于他的孩子交给我们来养，如果养不好，我有压力。

   还有我们那么多同事跟着我干，他做的事情没有价值或者不漂亮，挣不到钱，生活不会变得更好，工作没有意义，这也是压力。

   记者：可不可以说，你们出版社从广西走向全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你们所出版的作者的名人效应？

   刘瑞琳：毫无疑问，我们所获得的荣耀都来自我们的作者，但我们的作者，并非都是所谓的名人。单纯从知名度去判断作者，往往会曲解或误读写作和出版的本质。

   现在整个市场都是敞开的，而且说起来名人也很多，抓谁，怎么抓，你为什么能抓到，抓到以后能做到什么样子，这些都很重要。

   把握这个时代的心态，把握文化潮流的脉搏，然后通过专业化的操作，做出像样的产品，做出气质，做出气象。我们期待能够这样。

   比如蒋勋，在台湾名气很大，他在别的社也出过书，多属于美术或美学，影响不算大，而当我们推出他的《孤独六讲》，触动了年轻人的心，一下子销了十多万册。再比如梁文道，他在我们这里出书之前，在内地一本书都没有出过，虽然有两本书评集已经签给别的出版社了。我们就说，不要出书评，先做时评。然后《常识》出来了，畅销三十多万，奠定了梁文道在内地读者心目中的基本印象。还有资中筠先生，她之前出了不少书，学界评价很高，可普通读者对她的了解不多，但我们相信，她的学问人品在我们这个时代弥足珍贵，就一下子出了她五本文集，还是精装，结果销售数万套，大大超过我们的预计。并不是说一本书放在我们这里出就会比放在别的出版社卖得好，而是我们会更加细致和周全地斟酌如何让这本书嵌进目前的文化脉络中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记者：靠什么拢住好作者的心？怎样把他们的“孩子”养好？

   刘瑞琳：靠你对出版的理解，靠你的诚意，靠你专业化的操作，靠你团队的力量，去赢得他对你的信任。现在很多人认为，我砸大钱，我给作者很多钱，他就能够认可我，我觉得没那么简单。钱不是没有作用，但并非决定作用。我觉得绝大多数作者不是只认钱的。

   对于作者来说，他的书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打个比方，他选出版社的时候，就相当于要给他的孩子找个婆家，怎么选呢？当然除了你要有诚意，还要你是比较专业的，你要比别人做得好，家长肯定要给孩子选一个有能力的人家，没有能力怎么能够养好呢？

   记者：媒体都知道，像陈丹青这种人，眼光锐利又挑剔，但他不但选中了你，还评价你有剑及履及的作风，陈丹青是不是起了很重要的示范效应？

   刘瑞琳：陈丹青说过他不信任什么机构，他只认人。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时，我给他出了一本《多余的素材》，他便对人说，她就是我的出版社。这是他把国外的做事风格带回来了。其实他在这些事情上，是很随缘和宽厚的，根本谈不上挑剔。他信任我，也幸亏，我们没有辜负这信任。后来他说，你们这里的人，个个都好，各有各的好。他信赖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作者。他们选择我们各有理由，并不是看到陈丹青这样才这样的。说实话，他们每个人都那么聪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我不敢说，我们会把每一个作者做得都很满意，但起码大家都以诚相待吧。当然，仅有诚意也是不够的，所以，专业性职业化非常重要。

    记者：这两年做得比较得意的一些书，可以略加介绍吗？

   刘瑞琳：说不上得意，只是基本满意吧，也都会投入许多感情在里面，太多了，一时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

   比如今年做的白先勇老师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从编辑到营销，我们下了很大的工夫，克服了很多困难，要细说起来，中间的故事太多了。

   我们认识白先勇老师，是因为“青春版”《牡丹亭》。后来知道他在写他父亲白崇禧的传记，而我们有个《温故》杂志，就在上面登载了几篇他写他父亲的文章。我去台湾的时候去他家里，想选点老照片在杂志上用，结果看到他家有十几本大影集，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些照片都可以出一个集子，当时他就同意了。那是2004年年底。

   等他推广昆曲《牡丹亭》慢慢闲下来后，这两年就跟我们一起选照片。后来这件事越做越大，他下了很大的工夫，清理这些照片的来龙去脉，写图片说明，核对史实。

   出版之后，我们在推广时走了很多城市，做营销活动，去书店签售。我们在南京总统府做了三个月白崇禧的图片展览，还在南京、桂林、北京做了学术研讨会等等——就为这一本书，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这本书价格不便宜，不过已经卖出几万册了。其实销量多少、赚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件事情的独一无二：因为再没有哪个父亲有这样一个儿子，儿子有这样一个父亲，儿子在为父亲做这样一件事情。说起来是为他父亲做这样一件事情，是个人的历史，但其实也是国家的历史，读者会重新审视民国史上的很多关键时刻。所以这件事本身特别有意义。

    “理想国”：想象另一种可能

   记者：“理想国”这个词或者这个概念高远又亮丽，这个创意最早是怎么出炉的？怎样一步步走成了你们的一个品牌？

   刘瑞琳：北京贝贝特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聚集了挺多的作者资源和文化资源，我们自己也有了一定的能力，就希望有个新的面貌，打造一个新的平台，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和做事。当时想了很多概念，觉得都不够到位，直到想出“理想国”三个字，大家觉得，味道对了。其实这三个字，把我们内心的很多感觉说出来了；到后来，我们发现它也说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心里的感觉。我们就把“理想国”当成一个品牌来做，然后用它出书，用它做沙龙，并不断去充实它。

   这两年，也有不少朋友问我：“理想国”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没那么重要，我关心的是当下。当我们说“理想国”的理念是“想象另一种可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乌托邦的事情。其实，这句话可能是非常实际，非常当下的事情。所谓“想象另一种可能”，它总是针对某种现实而言的。其实是出于我们对现状的不满，对自己的不满。

   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想国”真的不是一个乌托邦，它只是，也只能，伴随我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并不断促使我们进步，成长。

    记者：你在我们社里做讲座时，曾经讲到“好书不赚钱”，你能进一步讲讲这个理念吗？

   刘瑞琳：在当时的语境里，我是说，有些书很有价值，但未必赚钱。但我强调的重点是，要用好书去赚钱。我们也努力这样做。我们现在的书，应该说大多数都在赚钱，起码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要重印的，一重印，效益就有了。

   讲座的时候是特殊的语境。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现在有些出版社，觉得好书只是用来打牌子的。过去还有人觉得我们做这样的书，经济上一定很困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出版的本质是传播，没传播出去，好书也就无法实现其价值。好书大家读了，出版人才算完成了使命。同时，你必须拥有市场能力，能够养活自己，才能拥有文化上的独立性。

    记者：你所说的好书的概念是怎样的？出什么样的书才算有价值？

   刘瑞琳：评价一本书的价值，有许多标准，从学术、从思想、从文学或从艺术上看，会有不同的判断。我们不要陷到里面去。我们得从出版的角度思考，什么是好书。

   同时你要知道，有价值的东西很多，你只能选择你能够理解和把握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你选择哪些书，你选择哪些作者，最后凝结成你的一种气质，一种风格。你所出的书，都可以说得出理由。你所做的工作，都经过了思考。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你就算是一个负责任的出版人。

   还是之前说过的，除了要了解一本书本身的价值，你还要把握这个时代的心态，把握文化潮流的脉搏。能否把握好，或顺水推舟，或逆势而上，考验的就是你是不是足够专业，是不是真的有判断力。

    能赚钱的书，不见得是好书，但我相信，好书一定是有可能赚钱的。

   我不想浪费纸张。我觉得做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就是不要为了赚钱而制造垃圾。我希望把这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传递出去，这是我判断很多事情的标准。我为什么做这个不做那个呢？这个标准在我自己心里。

   记者：去年“理想国”作为年度品牌，荣登《新周刊》2011“中国娇子新锐榜”，据说，这是那个奖第一次颁给一个文化机构。

   刘瑞琳：是的，去年跟我们并列的是联想、海底捞、凡客诚品、北大方正……而且他们之前评的都是宝马奔驰的子品牌。“理想国”获奖我非常意外，也很自豪。

   我去南京领奖。孟非做主持人，在宣布这个奖时，他说，他想对评委表示敬意，因为评委第一次把这个奖颁给一个文化机构。他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这些年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变化，似乎这个社会开始对文化、对精神上的东西产生出一种渴望。

    出版的前景：变与不变

   记者：2012年10月，即将创刊八十周年的美国《新闻周刊》宣布将于是年年底结束出版纸质杂志，2013年起以电子版形式面对读者。这件事儿，对纸媒从业者心理冲击挺大，你怎么看这个事？是到了危险的边缘了吗？

   刘瑞琳：电子媒体对纸媒的冲击与影响确实是蛮大的，但我个人没有感觉到焦虑。它可能对出版的一些领域会产生很大冲击，比如说像以提供信息和知识为主的图书。

   现在很多年轻人通过网络得到各种信息。但传递信息，只是书的很小的功能。读书至少提供给人两个方面的功能，不是网络所能取代的。一是读书能训练人的思考能力，思想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而非仅仅传递信息或知识；二是，读书能焕发人心灵的感受力，对美好的感知力。另一方面，阅读纸质书的习惯，至少在一两代人中还会留存。

    我不排斥电子书，但现在的电子书做得还太粗糙。

    最重要的还是提供好的内容，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记者：在出版这样的传统领域里，怎样选择变与不变？

   刘瑞琳：在急功近利、避谈理想、没有责任感的时候，不功利不为钱只为事情本身，大家就会觉得你特别。还有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能排除他也可能做过几本好书，也做了几年。但你长年坚持，日积月累地做，就做出了别人没有做出的事情。

   不过，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如果我还按十年以前的思路做书，那可能读者早抛弃我了。所以我们还要不断地变化，但我这种变化中肯定还有不变的东西。比如对文化本身的尊重，对文化价值理念的坚守。其他东西可能会变，包括呈现的形式，包括推出新的作者，推出新的产品。到最后，你之所以有影响，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而是因为你做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

    需要有激情，需要有能力

    记者：你怎样把自己的团队管理得如此高效高能？

   刘瑞琳：我知道很多出版社是给大家订任务的，编辑一年要完成多少钱，我没有这样。我们现在比较软，我觉得出版这个行业本身是需要有创意需要有激情的，你不能把它完全量化，量化就会变得很僵化很机械。完全用数据化来衡量后，乐趣就没有了，可能性没有了，弹性也就缺少了，就没太大意思了。

   当然管理比较复杂，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死规定没有硬性指标，而是靠大家的主动性。做得好的人，他可能就有机会。这么说吧，对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公司，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你只要真的有能力真的有才能，能适应公司的发展，公司肯定很快会把你用起来。虽然没有硬指标，但大家应该压力都蛮大。因为公司发展很快，你自己稍稍懈怠可能就跟不上。到这里来工作的很多人，是因为喜欢，是因为有理想，但你也必须要有能力。

    记者：你的管理很人性化啊。

   刘瑞琳：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工作量，但这工作量不会对大家构成什么问题。一般不会有人完不成工作量。在这个单位，没有人特别强调你要求你追着你，但大家都非常努力。压力是无形的。一方面，我们的要求比较高，你做出来的东西如果不好，肯定通不过。另一方面，大家都很上进，你希望在这个团队中能脱颖而出，就必须加倍努力。一旦一个年轻人有某种才能，哪怕只是露一个头，我们就会很快用起他来，做主编呀，或者再设计什么平台，然后你会肩负更大的责任，当然待遇也会相应提高。

    记者：是不是你把出版的事，当作自己家里的事在做？

   刘瑞琳：我自己家里的事，我哪用下这么大的工夫呀！现在所有出版社都是国家的，很多人却认为，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否则就不会下那么大的心血。恰恰这个公司是国有的。我说，要是自己的，我就不做了，因为太累了。(文并供图/韩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