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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学良与吕正操话旧
大伯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大起大落，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是在1936年。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他不愿意再打“内战”了。在蒋介石来西安督促其“剿共”之际，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战，大伯几次劝说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蒋介石不为所动。于是大伯与杨虎城将军联手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共同抗日的第二次合作，使国家由内战到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这个转变为最终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彻底改变了大伯的人生轨迹。
在大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他即被剥夺自由，遭到长期的关押和软禁。
大伯是1946年被羁押转移到台湾新竹的。最初在台湾，他们依旧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管束”生活，关于这一段时间的经过知情者甚少。有文字记载的是大伯的日记，他的日记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几乎被世人忘却的历史。
直到1960年，大伯从高雄搬迁到台北，才与台湾的亲友建立了联系，与海外的子女有了更多的来往。也是由此开始，我们一家人与大伯一家，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来往。从彼此相望到往来密切；从彼此关爱到晚年相伴；我们这些晚辈与亲属在与大伯的交往中，从他的讲述中，知晓我们家族及我大伯的经历。在台北，我们家成为我大伯每天“进城”的必到之处，我们姐妹成为我大伯可以“无话不说”的最好“聊客”，正是受我大伯“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们对大伯的“叛逆”行为有了新的诠释，对国家、民族的含义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也促使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返回祖国大陆。记得我每次回到台湾，都会带给他许多新的消息，如家乡的变化、亲友的情况，故乡的问候等等。尽管我大伯的听力日衰，但他听到祖国家乡的人与事，那种舒畅欢笑表情，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为我大伯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牵桥搭线”，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很快慰的事情。
大伯知晓我经常往返于内地，让他又多了一份牵挂。毕竟他离开大陆有半个多世纪了，他内心的“牵挂”，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现在我作为他可以“信赖”的信使，通过我的讲述，使他更为直观和细致地了解海峡“那边”的情况，同时我在去内地时也转达了他对诸多老友的问候与惦念。这也是大伯与我之间彼此默契、心领神会的“秘密”。在大伯身边的时候，只要大伯交代的人与事，我都尽全力去做、去寻找。记得在我返回大陆初期，大伯向我提起，他很想知道两位老部下的近况，叫我设法见见，这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将军，一位是万毅将军；但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活着？我去内地以后，这两位老人家我先后都设法见到了，我向这两位老将军转达了大伯对他们的惦念与问候。两位老人都已经经历无数风风雨雨，但他们坚定的信仰，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至今仍让我感动，难以忘怀！尤其是吕老，后来我们相处的机会非常多，是吕老带着我认识了各界朋友；是吕老教会我为国家的发展，为两岸的交流去做点事。
记得第一次见到吕老，是全国政协机关的杨拯民副秘书长带我去的。当我第一眼见到吕老时，就觉得非常亲切，他幽默风趣、为人爽朗。从言谈举止中，我能看到他与我大伯在性格方面的相似之处。吕老的教诲、关爱、呵护在后来的交往中时时感动着我。当时由我为他们相互间传递信息，有一次见面时，我问吕老，“你的手受过伤吗？”吕老不解，我说：“我大伯提起你，说原先想送你去空军学飞行，因为你手受过伤，后来改送你去当陆军。”吕老很感慨地说：“老长官还记得我手受过伤呀。”透过他的眼神，分明让我感觉到我有一种责任，当时我立誓要促成二老见面，好好弥补失去的时光，然而从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一等就是十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伯一家可以赴美探亲，与儿女团聚。
1991年3月，我大伯再度赴美，我赶到北京向吕老建议，希望吕老亦能赴美与我大伯见面。当知道吕老开始做赴美之行的准备，我立刻飞往美国，将此信息转给大伯。大伯非常高兴，且急不可待地一再询问吕老一行何时可以抵美。
我在美国终于迎来了吕老一行，吕老一见到我就说，希望要在5月29日与我大伯见面。当时我还无法理解，直到他们见面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5月29日上午，我们全家包括父母、妹妹陪同吕老一行抵达大伯下榻的寓所，所有人在车里等，我先上楼通报。到楼上以后，见到大伯已衣冠整齐地在等待，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其他人呢？”我说“都在楼下”，他挥挥手说“快请上来呀”。等我带着吕老一行再上楼时，大伯已经站在电梯口迎接客人了。两老见面双方心里激动，手牵手长握不放。吕老称伯父为校长，因为那个时候，伯父曾经任过东北大学校长。他说：“校长，今天是我和你分离54年5个月零4天，我真是高兴能再次见到您。”在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我没白忙，总算完成了一件我立誓要为我大伯做的事情。在寒暄叙旧中，不知不觉已近午餐时间，大伯提议请大家在附近用餐，在餐厅门口，两位老人手拉手互相搀扶着合影留念，我这才发现，两人的身高差不多，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对“东北老乡”在美国重逢。
初次见面后，在5月30日下午，我们安排大伯和吕正操将军在我妹夫的办公室正式会面，我们拍了他们相互赠送礼物、信件的照片后就退出房间，专门留出一段时间让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整个会面大约三个小时。几天后，大伯主动说希望到吕老在纽约的驻地去回拜。6月4日下午，我带着大伯开车到吕老的驻地——中国驻美大使馆，使馆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大伯一进门，在心里就生出了如同“回家”见到亲人的感觉，他们聊得很开心，聊往事、聊信仰、聊抗战，我大伯最想听的是，吕老在抗战中如何打日本人的故事。在离去之前，大伯表示：如果今后政府在两岸统一上需要我做些工作，我一定在所不辞。他们分手时依然依依不舍，当时，我长久地观察着大伯的神情，只有我知道大伯内心深处的渴望——回家。
大伯后来决定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委托我妹妹变卖了在台湾的家产，表面上看是“投靠亲友安度晚年”，但我知道他是希望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在美国可以摆脱各种政治的羁绊，可以自主、自由自在会见各地的来访者，过去要“请示报告”，而在美国则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但这样自由的日子来得太晚了。大伯、大妈的晚年在夏威夷定居，与我们一家为邻，我知道大伯一直没有放弃“回家看看”的念头，看着他们一天天衰老，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渺茫，我曾经努力过，希望有这样的“奇迹”出现，当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时，大伯的遗憾真的成为了我永远的遗憾！
大伯在世时曾经多次对我说过，“如果祖国统一需要我尽力的话，我是在所不辞的。”1991年赴美探亲返回台湾后，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他是这么表达的：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个人过去的事都在那摆着，凡是为国为人民的事，我都会愿意帮忙。这就是我大伯，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它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可以为国家、民族牺牲自我的人。
虽然他晚年没能再回到祖国，但他的爱国之心却时时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去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我们所期盼的国家统一、民族的强盛，就一定能够实现！这既是先辈对我们的期盼，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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