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成小说写作重要素材？解密香港作家为什么红

   近年，因为香港写作人在内地出版著作的数量增加了，于是也惹来部分人的注目，当然也乘势顺道糅渗了在香港写作的存在探讨。早阵子梁文道在凤凰网读书会中，以“穷而后工”作为主轴，点出一众香港文化人低调及坚执的写作特色。当然，他提出的“穷”具有多重含意，由物质上的匮乏（如香港最重要的文学作家西西就是在厕所中用一块木板作桌子写作），到语言上的窘境（广府话作为书写语言的限制，难以融入中文宏观的世界），均有所指。而且，他亦由“穷”的生活状况，牵引出“杂”的存在处境──大隐隐于市，和妓女扯皮条的共坐同桌，撰作色情小说为稻粱谋等，都是笔下貌似光怪陆离却又斑驳日常的零碎图像，仿佛香港的写作人都是浪游人的同党，出入于雅俗混糅的世界中而各自得其乐。

   梁文道笔下的香港写作状况，我自然也深有同感。那些在媒体中打滚，不断因应外在环境的要求而扭曲自己加以迎合市场的岁月，可谓熟悉不过。提及为《阁楼》之类的男性情色杂志撰写色情小说，也几成同代人的共同记忆。至于写作环境的困乏，我想起香港出色的记者作家张翠容，她在嘈杂不堪的公共图书馆（是的，人声鼎沸是香港的存在状况，图书馆往往也未能幸免）用电脑写作，早已练就出百毒不侵的能耐，好像可以分身而存在于另一时空，进行和眼前实况断裂的不同任务。

   只是我想，以上的“穷”——我想对此时此刻内地的写作爱好者一定毫不陌生。放回历史洪流中，香港写作的窘境，无论如何与经历“文革”的一代前辈，大抵还是有天壤之别吧。我大胆推想：内地读者对香港作者如或有一鳞半爪的兴趣，相信肯定不在于“穷”的展示，而在于“工”的探讨剖析。当然“穷”的背景成就了“工”的基础，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文穷而后工，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否则破产失业人士皆属写作菁英了。

   要拆解香港作者如何文穷后工，或许不是这篇短文力有所及的事。不过我仅想指出，印象中香港的写作人对“穷”的基础大抵也早已熟知，于是省却了不切实际的功利妄想──如果身边有人认真考虑凭写作致富，那不是天才就是疯子的机会也颇高。所以，由下笔一开始出发，精力用神便可以较为集中专注于写作自身之上，至于生活的凭依从来也明白必须另有所本。循此角度而发，在香港写作反而可以较为单纯一点，恪守自我设定的范畴疆域，于是也因而得以成就较为出乎意料的著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