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丁乐梅：革命现场的外国记者

端纳

    （1875-1946）

   澳大利亚记者出身。1903年到香港任《德臣报》编辑，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出任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经历了从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直到抗日胜利长达40年的民国发展史，是西安事变的斡旋者，其堪称是民国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丁乐梅

    （1881-1972）

   英国心理学家，作家和哲学家。1909年3月4日来到中国，他作为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特派员，从事战地采访。他是第一个在辛亥革命爆发初期，到武昌采访到新任都督黎元洪的西方记者。1917年返回英格兰，1972年1月27日病逝。

    端纳 丁乐梅 革命现场的外国记者

    端纳：革命的参与者

   1911年春，澳大利亚人端纳信步在上海街头。端纳的正式职业是记者，他来上海的目的很明确，参与革命。

   在上海驻留期间，端纳拜访了位于山东路上宋查理家的印刷所，此地除了印刷《圣经》和宗教书刊之外，还印刷革命的宣传品，同时是革命党人地下活动的主要聚会场所之一。宋查理有六个子女，儿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女儿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宋家六子女，将在随后的民国历史中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此时的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各地叛乱迭出不穷，虽朝廷终能镇压，但一切迹象，在为一场更大的风暴积蓄能量。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进展之顺利让上海的革命党人不敢相信。革命者们在爱文义路伍廷芳的官邸建立总部。

   仓促到来的消息，使得36岁的端纳非常兴奋，与革命同仁们在仓促中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这位代表美国报纸的澳洲记者，代表革命政府与英国驻华使馆建立联系。要谈论的事宜不少：不让西方国家为清政府助力，对革命政府在道义上支援，各国在中国之权利该如何在新政府中延续或修改，等等。端纳参与其中，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端纳已经撇开了记者的身份，走上从政之路。

   新旧政厮杀之际，各地方势力如雨后春笋。混乱的政局，已经无法按照字面意义上的通告来判断情势。谁得胜，谁败走，众说纷纭。当时，一家美国的日报《大陆报》记者克劳（丁乐梅的同事）赞誉端纳，“上海只有一个外国人看得出中国的革命会怎么演变下去，这个人就是端纳”。

   端纳的一个战地传奇故事，是他侦察紫金山，参与光复了南京。全国各省区已纷纷通电宣告独立，南京尚处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且作为虎踞龙盘的地理重镇，清政府在此驻有重军，工事坚固，粮草弹药充足。端纳带了几个随从去南京侦察敌情。

   他们经过了紫金山，看到了清军的布置和表面状况，然后回去。端纳认为，要攻克南京城，首先要攻占紫金山，其实，这也是军事常识。随后，内部一直松松垮垮的联军攻克了紫金山，端纳在山上指挥架设火炮轰击南京。最终的战局毫无疑问，革命军顺利攻下了南京。

    丁乐梅在武汉前线

   1909年3月，英国心理学家、作家埃德温·丁格尔来到中国大陆，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丁乐梅，从此与中国结缘，与端纳一道成为西人著名在华记者、中国通，他在中国的身份有记者、作家、旅行家、传教者。武昌起义的时候，丁乐梅的身份是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记者，但丁乐梅并没有与革命党人去深入接触，更不用说进入他们的组织内。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之际，丁乐梅和其他在武汉的外国人一样感到“突然与震惊”。

   同时期，丁乐梅就住在革命的第一线，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整日与枪炮声和火光硝烟陪伴。丁乐梅又与黎元洪交好，所以可以在战地前线采访新上任都督职务的黎元洪。他将非常时期的观察、交游写成一书《中国革命记：亲历辛亥革命》，1912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牺牲了生命的人们和新兴的中国政党”。丁乐梅的书，将观察角度只定位在武汉，在自己所能关切到的范围内。

   因为书出版及时，这基本上成为西方人获知这场中国革命的大众阅读资料。书中还有八十多张照片，更具有记录历史的意义。

   1911年11月20日，丁乐梅对黎元洪的独家采访，影响甚大，名动一时。在他的采访中，黎元洪说：“中国必须建立一个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联邦制的中国必须尽快开放”……

   丁乐梅颇为得意，因为他是第一个在革命爆发后，对中国革命领袖黎元洪进行单独交谈的外国人。平时的交情和居住地点的逢时，为他赢得了业界的声名。丁乐梅对黎元洪满怀无限的崇敬，甚至认为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黎元洪会带领这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成功。赞誉之言滔滔不绝，上升到了世界性的高度，但从之后的事态发展来看，不知道丁乐梅有没有对自己的判断力起怀疑。

   那一天的采访，成为他整个新闻事业中的辉煌顶点。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丁乐梅再没有其他的超越之举。

    身前身后事

   1875年，端纳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曾做过印刷厂的排字工。23岁那年，他进入新闻记者行业。1903年，来到远东采访，开始了传奇的一生。除了辛亥元年的功勋之外，他将通过特定渠道获得的“二十一条”发布在《泰晤士报》上。他还帮助少帅张学良戒掉鸦片。

   端纳一直与中国政坛的上层人士保持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高级顾问或幕僚。他为北洋政府服务过，也为南方的光州政府服务，最终跟随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除了在中国的官场上留下太多痕迹外，端纳有一大外交特色，即敌视日本，日方称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

   端纳最著名的功绩，是在西安事变中作为调停人，飞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使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备更大的可能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正在环游太平洋的端纳，接到了宋美龄的急电，请求他回中国做事。回来途中，端纳需要经过的菲律宾已经被日军占领，而澳洲作为英联邦的一员，属于日军的敌对阵营，端纳于是被捕了。幸运的是，日方不知道他的身份。

   1945年2月，端纳从集中营里得救，糟糕的身体状况使得他不能为国民政府做任何事。端纳生命中最后的时刻，是在上海度过的，宋美龄亲临床头为他诵读《圣经》。1946年11月9日，端纳去世，被安葬在宋氏家族的墓地里。从1903年离开澳洲之后，他一生再也没有踏上过故土半步。

   丁乐梅与端纳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各自对自我身份的定义。端纳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际者，他已经跻身进入了中国政界；丁乐梅则一直忠实于记者这个职业。

   1921年，丁乐梅定居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此后重操本行，将精力投注在精神医疗领域，他于1972年病逝。丁乐梅除了他在中国短暂几年的见闻以外，早早淡出了国人的视野，谁会惦记一个曾与中国革命有染、又早早隐居了的过气记者呢？

    撰文/陈祥

   本文写作参考了丁乐梅《辛亥革命目击记》、厄尔·艾伯特·泽勒《端纳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