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莲生与阿玉的信仰

   2011年早春，我刚刚看完了电视剧《延安爱情》，就知道了陈丹燕新作《莲生与阿玉》，看到了她和她的父亲描述的真实版“延安爱情”。当然她父亲笔下的“延安爱情”是一种对青春和革命的永远追忆和热爱：“我以垂暮之年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始终认为在延安的七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相信所有去过延安的年轻人都会同意，他们的一生追求和努力，聪明和才干，都和延安有关。”

   陈丹燕（以下简称“陈”）：我觉得他在晚景的医院写字桌上，写下这段话，是经过非常深入的思考的，他是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做出的判断。

   去年我到了延安。在延安的纪念馆里，我看到父亲回忆录里提到的当年吃的黑豆。这种豆子原本是马的饲料，但他们曾食之多年，父亲后来严重的胃病和肺病，都因为这豆子的粗劣。听说当年毛泽东也吃这种黑豆子，当熬夜时的点心。

   我相信有一种信仰在支撑着他们。他们吃的苦，也是一种献身信仰的方式，他们感到自己能为信仰去奋斗是一种光荣和幸福，是人生中的激情和浪漫。贫瘠困苦的延安，给了他们一个极好的舞台。

   王雪瑛（以下简称“王”）：他在工作中肯定经历很多坎坷，而他依然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他再回过头来看延安，还是对延安一往情深。

   陈：是的。现在看来，信仰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在的好处，但信仰能够支撑他们的精神和心灵。我父亲真是生对了时辰，因为他是不在乎物质生活的人。他是上世纪60年代少数需要打着发蜡、穿着西装上下班的人，因为他的工作和衣着都代表着国家的体面，他总是跟我们说这是他工作的需要。

    王：西装革履对他来说仿佛是道具，因为他本性对此并不喜欢。

   陈：是的，他不喜欢。但国家需要，他就会一丝不苟地做好。纵观他的一生，现在我可以说，延安艰苦的生活最符合他对生活的期待，延安的确是他的天堂。

   王元化曾和我讨论过我的父亲，他觉得，我父亲经历过整风运动，就已被改造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世界是延安经历以外的人难以进入的；而我父亲则说过完全相反的话。我父亲与我讨论王元化先生这样的地下党时，他承认在白区的地下党很危险，他们也很勇敢，是出色的好同志，但他们身上有浓重的旧习气。他认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不应该讲究物质生活，但地下党的同志常常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忘怀物质享受。他很不习惯，也不理解。

   我父亲和王元化先生，他们两个人是同年生的，他们中年时看的是同一个医生。我父亲从延安时代开始就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王元化先生是去看胡风事件留给他的精神疾病。这是很有趣的小小交集。

   王元化当年是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我父亲是从延安派到敌后工作的地下党。他们都是革命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区域。他们正好处于两端，对于对方的评价都算是中肯，并且是发自内心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国民党情报官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披露，他们在抓到一批共产党的时候，在一间屋子里，他能迅速分辨出哪些人是参加过长征的，因为那些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傲慢。我问父亲，什么是特殊的傲慢，我爸说，他这个词用错了，应该是特殊的自信。

    王：你父亲的用词太精准了。

   陈：他的用词是很精准。因为他们参加过长征，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经历过长征生与死的考验，任何困难都不怕了，他们不怕死。我父亲对我说，上过战场与没上过战场的人是不一样的。在面临疾病考验的时候，没上过战场的人死得早，他们是被疾病吓坏了，而上过战场的人往往不怕死，他觉得他的生命是赚来的，他的好多战友已经牺牲了，所以他不怕死。

   王：你在《莲生与阿玉》中讲述了自己的父亲与姑妈的故事，莲生投身革命，奔赴延安，终于找到自己的信仰，阿玉用稚嫩的肩头扛起全家生活的重担，终身未嫁。你觉得什么是他们的共同点呢？

   陈：他们的共同点是对精神生活非常执着，要求的纯度很高，他们这一辈的人非常坚忍，而我们太会妥协。我姑妈一辈子没有结婚，她养育了我们三代人，她求的只是温饱，而父亲只是要求自己忠于信仰，他从未要求信仰以外的东西。他从来不会经营自己。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永远是在省略号里面的，其实像我父亲那样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中，有多少人已经牺牲了，有多少人的付出都是在省略号里面，不会公开，更不可能被歌颂。

    王：你写作此书的最大动因是探讨信仰对于生命的意义？

   陈：开始时只想把在广西拍成的照片，做成PPT带到医院给我的父亲和姑妈看看，最多也只是想做成一本图片书而已。但后来我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关于信仰的主题才显现出来，可以说，写作的动因是为了让走在生命最后阶段的长辈纸上回乡。他们对各自信仰的依赖，在病痛中对这种形而上的精神的很具体的需求，让我感受到了信仰对于生命的强大力量。我父亲与姑妈很少有物欲，特别是他和姑妈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精神生活变成了他们非常主要的目标，而且也是最后的依靠。

   他们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精神生活自始至终都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人的一生中，在少年时代，大多数人注重精神生活，而到了暮年，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如此必须，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当然我不可能有父亲这种信仰，也不像我姑妈那样曾经有信仰，后来被打破。我可以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基督徒。我们这代人亲近宗教文化，对宗教的哲学性有兴趣，我会思考我们该如何度过我们人生中的这个阶段，我们如何度过要靠精神支撑的这个阶段，追求我们的精神生活。我对宗教本身没有非常大的兴趣，所以我也不会有我姑妈最后经历那种剧烈的怀疑带来的痛苦。

   王：你父亲将自己人生的目标与革命的目标高度一致当成一种幸福，他到了晚年，是不是开始拥有自己的人生，体会到人生的许多层面呢？

   陈：我曾经和父亲说，“你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你是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你离休了就是从机器上卸下来了。”他说，是这样的，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了，他的生命是有限，而他的事业是无限的。他说仍旧感觉在一个集体中。现在父亲每天用仅有的一点精神看材料，看公开出版的报纸，他还做分析，研判情报原来是他的老本行，他是按照惯性来生活的。或者说他是彻底的政治性人物。

    王：他不想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吗？

    陈：他其实没有个人的生活，他的一切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王：你在写作中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的人生与革命的目标之间的关系。

   陈：革命集体在我父亲心目中有着至上的位置。在这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有人和你一起奋斗，和只有你一个人奋斗是不一样的。父亲的回忆录中记录的不是他的个人生活，而是他回忆这个集体生活中的许多往事。许多战友早已牺牲了，但在他的生命中依然很重要。而我们孩子和母亲都没有出现在他的回忆录中，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可见一个集体对一个人保持信仰的重要性。

   在大学时代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我会有这样的认识：他在这个集体中被抹杀了个性，成为一颗螺丝钉，当这颗螺丝钉被卸下来，就无用了；但以父亲的眼光来看，他是很热爱、依赖那个延安时代的集体。

    我哥哥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说我：“你是一个完全的个人主义者，而父亲是一个完全的集体主义者。”我觉得我和他的这种差异性，我和他的全然不同，才能让我塑造出一个他的完整的清晰的形象，如果我跟他趋同，那么边界就会不清晰，就会不客观，所以在书中我要用他的回忆录，用两个视角平行地展开。这样可以保证两个角度的清晰和层次。

    王：所以你父亲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陈：在我少年时代，我看到父亲的同事，在解放战争中是出生入死奋斗过来的，结果在1966年的时候夫妻双双都入了狱，他们的孩子都没人管了。这些孩子受到的委屈，是别的孩子不能理解的。

   我看着这种不公平长大，自然不肯认同那样的集体。但父亲不同。在60年代，他曾经受过很大的冲击，当时他上班时候还是要穿西装，下班的时候再接受中方的批斗，我们家早已全乱了，一夜之间家具全部被没收，以前的家具都是公家的，我们全家睡地板，姑妈随时开火做鸡蛋炒饭给那些躲到我家来的孩子，这就是我混乱阴沉的童年记忆。

   父亲并不绝望，他说：“我既然可以为党的事业付出一切，那我受点委屈又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同事因为工作关系受到的委屈比我要大得多。”

   所以最终我只能做一个个人主义者，独善其身。而不可能做一个集体主义者，而我的父亲是一个坚决的集体主义者。这是我和我父亲不同的地方。

   不过父亲从来不勉强我和他一样，他的内心骄傲，觉得任何强制都是胆怯的表现，这么美好的理想是要自己去追求，而不是由他来强加给你，他从来不干涉我的选择。要是他不给我这样的自由，我也无法用平行的视角来完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