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山东四川吉林等地密集调整行政区划引关注

做大做强城市集群经济

河北山东四川吉林等地密集调整行政区划引关注

□ 本报记者 徐建华

6月23日，河北发布了关于邢台行政区划调整的通知：两个市辖区更名，一个县撤销，两个县改区。

河北邢台已是5天内全国第4例区划调整案例。

经过此番调整，邢台市市区数量扩大一倍，由原来的2个市辖区（桥西区、桥东区）扩大为4个市辖区（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而且也解决了市县同名问题（邢台县撤销）。

就在此前一天，山东发布了关于烟台行政区划调整的通知：撤销蓬莱市、长岛县，设立烟台市蓬莱区。此次调整之后，烟台由原来的辖4区、1县、7个县级市，变为辖5区6市；同时山东人口最少、陆地面积最小的长岛县，正式成为历史。

6月19日以来，四川成都、吉林长春已经相继官宣了调整方案。

当日，吉林官方媒体公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原由四平市代管的县级公主岭市改由长春市代管；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新津县，设立成都市新津区。

邢台到烟台、长春到成都，再到更早的济南、合肥等地，为什么申请区划调整，争相做大？

国家标准《品牌评价 城市》起草人、中国城市报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亮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市，就像企业并成集团，船队变成航母群，做大才有抗风浪的能力，才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也像天体，恒星质量体积越大，对周边越有辐射力和吸引能力。货卖成堆、店多成市、产业聚集，是经济规律，所以城市要集群，要做大做强。

近年来，做大做强中心城市，一直是各省政府的重要目标。“一个区域只有中心城市强，区域经济才能强，只有中心城市对区域城市带动性强、辐射影响大，才能提高整个区域经济的水平。行政区划调整是城市扩大体量的捷径。”常亮说，对于烟台来说，经过此次调整之后，烟台下辖县全部消失，正式成为无县城市。同样是扩张，长春的路径则不同于烟台。因为县级公主岭市，原本是由四平市代管，现在则划给了省会长春，长春的总人口将直接增加100多万。

优先发展大城市，做大做强中心城市，这一思路是始终一致的。近几年来涉及到城镇化和区域经济的相关文件中，无论是推动开放落户，还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建设，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都是一条主线。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就明确提到，“要完善部分中心城市市辖区规模结构和管辖范围。”这意味着，在资源要素的自发集聚之外，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必要时可以动用行政手段。该任务还强调：“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统筹新生城市培育和收缩型城市瘦身强体，按程序推进具备条件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有序推进‘县改市’‘县改区’‘市改区’，稳妥调减收缩型城市市辖区，审慎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全面完成各省（区、市）设镇设街道标准制定工作，合理推进‘乡改镇’‘乡（镇）改街道’和乡镇撤并。”

“这一条涉及到两类地区。有序推进‘县改市’，针对的是那些经济强县。像东南沿海一些百强县，经济和人口规模庞大，县一级的管理，可能‘小马拉大车’，不利于进一步发展，因此条件合适可以进行升格。至于那些经济体量小、人口流失、发展困难的市县，可以改区发展；或者对市辖区调减，瘦身强体；再或者按照‘审慎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直接合并到周边‘归零’。”常亮表示，从成都、长春到烟台，密集的区划调整，意味着中心城市大扩张的来临。

城市间有竞争是客观规律。大城市对周边小城市具有“虹吸效应”，人、财、物会自发地向大城市流入。小城市该如何破局和发展？常亮支招，小城市要找准自己的优势，集中精力把自己的长板拉长，做专做精一项产业，在细分领域做到局部为王，自觉参与大城市的合作分工，切忌大而全，什么都干。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走过了4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沿袭的“切块设市”，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撤地设市”和“撤县设市”，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和深化时的“撤县（市）设区”。“行政区经济”在为调整后地区的发展带来激励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洞悉行政区划发展规律、探寻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依据。

2001年至今，我国一直处在培育大都市区主导的撤县（县级市）设区阶段。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中国更加重视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核心带动能力。这一时期，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县（县级市）设区为主要特点。如上海撤销崇明县设立崇明区，南京整合江浦县，设立新的浦口区，宁波江东区并入鄞州区等；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往往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集聚不经济的问题，小城镇的发展受到格外重视。为了更好地促进城乡融合，国家也开展了大批乡级行政区调整工作，通过重组中心镇（或设立街道办事处）打造有影响力的基层行政单元。如2010年江苏省有14个区划调整变更就与乡镇重组和升格有关。

常亮建议区划调整要遵循4项原则：行政区划调整要长远规划、勿频繁变动；行政区划调整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服务民生的关系；行政区划调整要因省制宜；空间治理要更多关注跨区域的城际治理协同。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