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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13日
英语高考举刀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教改的脚步渐渐逼近英语。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因为其中“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的说法，高考英语的改革动向不断被坊间猜测。
今年2月13日，东方早报(博客,微博)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语指出，2017年，“上海学生高三时要参加的那场高考可能只有一天，科目仅语文与数学两门”，而英语将走社会化考试之路，实行一年两考。消息旋即引发热议，并最终被上海市教委辟谣。
“一年多考实际上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加重了家长和社会的负担，也增加了作弊的风险。”3月2日，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坦言，自己对教育部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并不满意。
而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如果高考改革政策在地方落地，社会力量可能将迎来英语办学的春天。
英语退考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英语，一直到高考、考硕士、考博士，英语都是必考科目。但现实生活中，我几乎没有机会使用这门语言。”现年52岁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尽管“吃财税饭”，但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至少曾学习英语十多年，而今已忘记了大部分内容。
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一多半的同学提起英语便头疼，每回考完试就丢掉，每逢考试又重新捡回来。
“一个大学生至少要花费20%的时间在英语上，最后工作时却发现没有丝毫用处，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叶青说。
2010年两会期间，叶青曾著文6000余字，建议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大名校为首的高校英语教育外包给新东方作为探索与试验，“以新东方的成功模式推进中国高校的机制创新与体制重建。”同时，他支持英语退出高考，以社会化考试取而代之。
2013年10月，北京市教委公布《2014年—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草案，到2016年，北京高考的英语总分将由150分降低至100分。同时，该科目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学生可多次参加考试，按照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
与北京的改革类似，2014年2月13日，东方早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未来，“上海学生高三时要参加的那场高考可能只有一天，科目仅语文与数学两门”，而英语将走社会化考试之路。据披露，上海高考改革的近期目标设定时间为2017年—2020年。
不过次日，上海市教委通过官方微博辟谣，澄清改革方案尚在征求意见阶段，上述说法“不完整、不准确”。
而目前，时代周报记者接触到的一些上海教育界人士则普遍认为，英语退出上海高考统考是大势所趋，英语考试将面临一场从考题设置、试卷结构到分值比重的全方位“手术”。
幼龄趋向
“即便英语退出高考，但那些为出国而读书的孩子还是趋之若鹜啊！”2010年，林美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在上外附中初中部谋得一份英语教职。
这所中学以专业化的外语教学著称，虽然它的英语教学一直按照中高考大纲推进，但难度素来高于后者。
“这里的很多学生都以出国为最终目标，高考弱化英语并不影响他们，而即便那些终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也非常重视英语，因为，这是进入国际化大公司的前提条件。”林美感慨如今的学生负担过重，“但论减负，应当从弱化数学入手，而非英语。”
事实上，社会市场对英语的需求依然火爆。据中国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透露，目前，中国拥有英语培训消费群体近3亿，培训机构数量超过5万家，总市值逾300亿元。
全球最大真人在线语言培训企业TutorGroup在2月中旬表示，未来，中国成人英语培训市场的每年增长幅度或高达25%。至2016年，市场商机可达210亿美元。
而更显著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们不是坐在英语培训的课堂上，就是走在参加培训的路上。
“2011年以前，培训机构的受教育群体以成年人为主，但近两年，基本上全是中小学生，成年人的比重大幅缩减。”
李扬2009年进入昂立教育，负责中高级口译的教学。过去，口译成人班的学生多达上百。而今，这种大班课堂最多只能招到十几二十人，但规模通常控制在25—30人的口译少年班却总是生源爆满。
“近两年，"小朋友市场"可谓全面开花。一方面是能力类的课程，包括新概念英语、中级口译等；另一方面是考试类培训。这包括国内考试与国外考试，前者主要指小升初考试、中考等，而后者以小托福为代表。”李扬说。
所谓小托福，即TOEFL Junior，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为全球11—15岁中小学生开发的权威英语能力测试，也是中国中学生海外留学的“敲门砖”。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曾对中国的英语培训市场做过深入调查。据她分析，少儿英语培训占据英语培训市场约70%以上的份额。
改革争议
2010年，搜狐网曾联合多家媒体进行过一项有关《中国家长为孩子规划未来做了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3.2%的家长希望孩子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成长为国际化人才。
“某种程度上，弱化英语的高考改革有悖于目前中小学生旺盛的英语教育需求，而且还剥夺了一些具有语言天赋的孩子的一部分教育权利与机会。”林美说。
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副教授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学校的英语教育弱化后，寒门学子极有可能因为无力购买社会机构的英语教育服务而促使其所拥有的微乎其微的阶层上升几率变得更加渺小。”
不过，叶青的体会完全不同。“如果一个人的职业与英语无关，那么，这门语言就只是一项考试工具。而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老专家因为过不了英语关而评不上职称，但考评职称究竟是要看外语水平，还是学术能力、工作成果？人为地设置英语门槛又有什么意义？”
在叶青看来，大学四、六级不应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必要条件，英语当被大学视为选修课程，那些永远不会去外企工作的学生可以不必浪费时间。
“当然，中学里还是要上英语课的，不能连26个字母都不教，但也不必钻得太深，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对话，为未来的选修打下一个基础即可。”叶青说。
而这正是目前高考英语改革的取向。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各地目前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看，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有拿英语开刀的趋势。各地的基本做法就是降低英语的权重（降低分值或只计等级），并实现一年多次考（整体多次考或口语、听力多次考）。
培训机构的新商机？
“很多孩子都在抱怨学校教得太简单，甚至有学校带着小半班同学组团报班。如果中高考改革后，学校的英语教育继续弱化，这对于培训机构而言是极好的发展机会。”李扬说。
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参加两会时接受采访表示，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权重不会对英语教育培训市场造成影响。因为，以新东方为例，80%的英语教学来自4—10岁的儿童兴趣学习以及留学生市场，这两部分都与高考分数调整无关。
“英语培训机构将是英语高考社会化的受益者之一。随着考试次数增加，培训机构的生源也会增加。而生源增多必定要求培训机构扩大师资规模，研发新的对路培训项目。这些转变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将促进就业。”华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李成伟如是分析道。
这一点李扬颇有感触，“2013年以前，我们上海地区的教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00人以下，去年突然激增至120人，今年据说还要招收50人。”
与之相对，校内的一些英语老师则感觉“前路迷茫”。上海市一所示范性高中的英语教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少一线的英语老师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心存疑虑，它很可能意味着收入锐减，甚至裁员。但也有人认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弱化英语教育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错误。”
“当大学英语成为选修课，而培训机构提供的服务又更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大学英语老师恐怕就是鸡肋。”林凡说。
对此，叶青保留着一个建议：或许，新东方等英语培训机构应当承担一项任务，即负责对大学英语教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吸引力。
（文中的林美与李扬为化名）
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汤宗伟：
后发也是一种优势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北京
“十二五”之后，我国“西快东慢”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代表的内陆市场，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从2009年到2013年，两江新区的GDP、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20.5%、30.6%和73.5%。未来3—5年，预计每年GDP将保持600亿元左右的快速增长，到2017年全域GDP将超过4000亿元。
作为中西部首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自3年前获批开始，就以探索内陆开放新模式为己任。近4年来，其经历了怎样的探索？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何处？未来产业规划如何设置？在国家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下，又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就上述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汤宗伟。
内陆开放“骨架”初成
时代周报：自成立之初，两江新区就肩负起“创新开放体制机制，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使命。近4年来，你们是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拉近与世界的距离的？
汤宗伟：内陆开放最大瓶颈是物流不便。地处中西部腹地的两江新区，距离沿海、沿边都在一二千公里以上，没有顺畅的国际通道，开放就无从谈起。
新区自成立以来，一方面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江海联运优势，开港运营中国内河最大水港果园港，目前已初具规模，成为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江海联运的物资集散地；另一方面积极融入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与欧洲工业中心连通，努力打造向西开放“桥头堡”，已经成为我国运输量最大的对欧陆上贸易大通道；此外，通过不断开拓空中物流网络，先后开辟19条国际货运航线，可通达世界主要工业城市。
我们还争取设立了寸滩保税港区，这可以说是内陆开放的一大创举，此前我国只有沿海、沿边才有保税区；还着眼于开放型经济高端环节，努力打造以江北嘴中央商务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平台等。
目前，两江新区对外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格局开始显现，内陆开放的“骨架”初步形成。
时代周报：经过3年多的强基固本，两江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怎样的水平？
汤宗伟：两江新区2013年GDP增幅达16%，均快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进出口增幅也领跑西部，内陆开放的门户效应初显。我们认为，两江新区经济即将进入新的增长阶段，今后一段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四大驱动力保增长
时代周报：两江新区即将进入新增长阶段这一判断，除了基于浦东、滨海两个新区的发展经验，你们的信心还来自哪些方面？
汤宗伟：新区经济保持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有四股驱动力量。主要是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驱动力，再加上工业、商贸、金融、会展四大领域高速增长带来的强劲驱动。
首先是投资驱动。两江新区成立的2010年，投资500多亿元，到2013年投资1470亿元。根据测算，从2014年开始，新区的投资规模将在未来8年左右，继续保持以20%左右的增速高速增长。
其次是出口驱动。两江新区进出口总额由2011年不足百亿美元，到2012年突破200亿，再到2013年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43%，绝对值超过周边省市。
再次是消费拉动。两江新区区域消费潜力巨大，2013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5亿元，增长11.2%。四是工业、金融、商贸、会展“四轮驱动”。
时代周报：未来对两江新区的优势产业是如何设计的？预期目标呢？
汤宗伟：我们坚持产业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发展方向，布局了5000亿汽车、4000亿电子信息、2000亿高端装备等核心优势产业，并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同时重点发展通用航空、机器人、生物医药、页岩气、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效利用资源迎头追赶
时代周报：今年1月，国务院批复设立西咸、贵安两大新区，国家级新区达到8个，两江新区面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又添新兵”的挑战局面。对此，你们该如何应对？
汤宗伟：8个国家级新区中东部4个、西部4个。浦东、滨海作为国家级新区的先行者，国家支持力度大，开发建设时间长，改革发展成果显著。两江新区作为追赶者，相对而言，后发即是一种优势，有沿海开放20年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可少走弯路，更加高效整合、利用资源。主要体现在：
一是战略优势。与东部新区相比，随着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重点正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西部。尤其是国家“两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重庆尤其是两江新区就处在战略交汇点上，在全国的战略支撑地位更加凸显。
二是要素成本优势。两江新区形成了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成本)、低物业(价格)、低融通(成本)的“五低成本”投资环境，可享受全国最优惠的叠加政策。
三是市场腹地优势。重庆位于我国内陆的几何中心，地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区与西部地区的结合部，与周边武汉经济圈、关中经济圈等经济也有紧密联系，可以形成辐射范围覆盖10多个省市自治区、4亿多人口的经济腹地。
而两江新区和西部几个新区比较，因战略使命、功能定位及发展重点等各有不同，互补、合作大于竞争。设立两江新区，主要是探索内陆开放新路；兰州新区主要是促进向西开放，拓展兰州城市空间；设立西咸新区则探索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贵安新区主要探索欠发达地区后发赶超路径。
最大放权，率先试点
时代周报：两江新区到底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
汤宗伟：任何一个地方的核心竞争力都离不开它所处的区位，区位不同，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也就不一样。
两江新区的核心竞争力首先体现在人才上。如果简单地比较，你会觉得两江新区在人才上比不了上海、深圳。但是，从两江新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尤其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人才的结合度上看，你就会比较清楚地看到，两江新区在中西部具有人才优势。比如重庆的高校和各类科研机构年均培养各类人才16.5万余人；入驻重庆的世界500强企业一半以上在两江新区，有120家，这也带来了人才的集聚；此外，新区成立后很注重对科研队伍的引进，不惜花巨资引入中科院绿色智能分院等机构。
因此，两江新区首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正在大规模聚集人才和技术队伍。这是新区发展主导产业的基础。
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辐射功能。内陆要发展，短板在区位上。这10多年，重庆市在补短上已经逐渐开始凸显出它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枢纽性功能，已基本形成“一江两翼三洋”的对外战略大通道格局，向西有渝新欧国际铁路通达大西洋(600558,股吧)，向东有长江黄金水道通达太平洋(601099,股吧)，向东盟有在建的通向西南的铁路“渝滇缅”通达印度洋，水、陆、空、铁立体综合交通优势突出。而这几大国际通道的节点都在两江新区，这就奠定了两江新区面向国际国内的内陆综合枢纽的地位。
第三，两江新区在目前全国整体发展空间比较局促的情况下，竞争力还体现在它的空间广阔。国家批给两江新区的开发建设用地面积超过400平方公里，而且又处于城市的核心区，因而两江新区的区位和空间在中国内陆第一，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
时代周报：两江新区在开发、开放中，在体制保障上有何改革、创新？
汤宗伟：两江新区步入中后期开发、开放阶段，客观要求管委会在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政策等方面的统揽能力上急需加强。为此，我们去年9月以来深入推进了行政体制改革：
在经济发展、开发建设、财政体制、行政审批上，重庆市委、市政府最大限度放权，两江新区被赋予重庆市级管理权限。除涉及中央权限的、涉及中央和市级专项资金分配的、与两江新区建设关联度不高的权限不下放外，其余审批权限应放尽放。目前，283项市级行政管理事项已经下放给新区；为进一步增强新区的统筹协调能力，重庆市还把原属市国资委系统的4家公司划转我们直管。
未来我们还将抓住内陆地区面临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行政管理体系。
当前正处于最大限度发挥改革效用、形成改革示范效应、纵深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点，我们建议在两江新区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完善市场体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方面的深化改革试点。
比如放宽汽车、新能源、通用航空等一般性制造业的外资股比限制，放宽外资准入改革试点，设立外商独资或控股的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等企业；比如建设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扩大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试点外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推动离岸金融业务发展。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105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