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文化观念的创新

    人民网北京2月21日电（记者 陈叶军） 今天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教授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理论观察家》栏目2012年第2期，以“从经济发展视角看文化建设”为题与网友进行交流。

    网友问，为什么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追求，更是一种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追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文化发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李义平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已经刻不容缓。现在应当回答的是，我们现在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95年说到现在，为什么迟迟难以转变？这里面有体制的问题，体制、制度、政策不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难转变。这里面还有文化的问题、有追求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话，肯定是寸步难行了，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度地依靠外需，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国际上的经济发展，很被动的。我们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国际上的卖点靠便宜，靠便宜的结果非常尴尬的是我们资源环境的损失很大，劳动力压得很低。现在这个资源环境、劳动力都不是原来那个条件了，资源的负担很重，环境污染广大人民群众很有意见，劳动力价格太低，工资太低，启动内需无从谈起，另外西方国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靠的资本密集、基本靠的创新，我们的创新能力很不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前段时间还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说是一个文化层次的问题呢？我们前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仅仅为了经济增长速度，为了GDP，造成了很多的失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失衡，造成了对人民福利指数的、对人的关心不够，一切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增长速度。

    1973年别人已经走过的路，1973年美国学者佳尔布里斯写过一本书《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他说一切的目标、一切的理由都是为了发展，然后忽视了人本身的存在，发展是为了人，环境的污染，汽车的气体对环境的污染，工厂里放出来的东西对人们眼睛的刺激等等，他认为应当转过来，应当转到以人为本，以人作为出发点。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人们讨论得更多的是幸福的问题，为什么幸福的问题这么重要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所有人都感到不幸福的话，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

    当然，幸福的问题是个主观判断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快速发展的时候，一开始幸福水平感觉可以提高得很快，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时，经济在发展，幸福提高的程度就会边际效应极限了，而且人们通常是横向比较，我也好了，你们你比我更好，所以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社会公共目标、公共服务的解决，怎么样通过分配的问题的解决，不要两极分化得太大，社会公共目标、环保等等，这些东西都搞上去，使人们的幸福指数能够提高，这也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新的追求。

    另外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里面确实有个创新的问题，而创新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创新，为什么创新不上去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奥巴马说乔布斯是美国精神的代表，乔布斯是极端疯狂的人，极端冒险的人，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美国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人，他就可以创新。还有，比尔盖茨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陈景润，陈景润就一心一意地追求他的目标。我看过一本《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他总结出来，创新方面，基本上推崇相对的个人主义。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人长期的独立的思考的结果，最初表现为异端，表现为跟大家不一样，而且有一种冒险精神，冒险就是未知领域，未知领域是非常宽泛的，我们认识的领域仅仅是一部分，我们没有认识的部分还是相当之大的。

    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人们说缺人力资本，其实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一个是缺欲望，一个是缺冒险精神，一个民族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冒险，但是必须有冒险的人去探索无限的未知领域。而我们如果过分强调集体主义的话，往往一开始就扼杀了这些具有异端的想象的人。我们不是说不强调集体主义，我们应当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哪些领域应当让个人充分地发挥想象力，发挥他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乔布斯的领域应当是这样的，陈景润的领域应当是这样的，企业家的领域应当是这样的。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创新的话，必须有这种精神。

    当然，你还必须改变科研体制，科研体制不能泛行政化，还是纵向的大量的科研资源都集中在有行政背景的官员的手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一个追求的变化，是我们一个目标的重新调整，要把人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以人为本了，要把创新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文化观念、文化层面的变革和一个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