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洪武
朋友家养的鹩哥竟会声声吆喝:“卖大米哟——”这不由让我想起当年“缺米挨饿”的苦难岁月。
长工出身的父母,“老底子”粮食就不宽裕,“统购统销”时,村干部又动员其卖了“过头粮”。这一来糟了,次年开春,家里粮食不够吃,只好顿顿煮稀粥,还常常伴有南瓜叶、榆树叶、苦苦菜等一类连猪也不爱吃的东西。为了逼母亲煮顿米饭,正在上学的我和哥哥暗暗商量,拼命多喝粥,让大人感到煮粥并不比煮饭省粮。哪知,这天真的想法并未能改变母亲既定的“决策”。因为有几把米和野菜加一锅水毕竟能让全家人“混”过一顿,而几把米煮饭无论如何也不好“分配”。
后来进城读初中、中专,粮食格外奇缺。尽管国家照顾学生,每天也只能供应大米六七两,这对于一个肚无油水、正在长身体的“半桩子、饭缸子”来说,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当时学校实行的大灶伙食,人人统一“三二三”,即早晚三小碗粥,中午两小盏饭。那碗,就比酒盅大一点点,又基本没什么菜肴。白天,两节课上不下来,晚上不等自修结束,便饥肠辘辘,肚子饿得前心贴后背。上街买吃的?学生既无钞票,更无粮票,唯有忍饿睡觉。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学校猪圈囤在外面以及已下食槽被猪吃剩的豆饼,经常被我们学生夜里起床偷吃了。那脏兮兮的硬疙瘩,咬在嘴里似比今天的五香牛肉干还可口。
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参加工作后,还是吃不饱。长年的煎熬,我和许多人一样,患上了浮肿病,人瘦得像刀背。没条件补充营养,政府发的抗浮糕(其实就是皮糠饼)便是最好的补品。一次,父亲从乡下来看望我,我见老人家浮肿得比我还厉害,便将仅剩的几块饼硬塞给了他。乡下粮食更紧张、生活更艰苦啊……
自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粮食连年大丰收。家家五谷丰登,粮店、超市各种粮豆应有尽有。回家面对饭桌上丰盛的菜肴和香喷喷的大米饭,作为过来人,我实在感慨万分,既为国家、人民一天天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而高兴,也为如何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业稳步增长以及节约用粮而思索。“不忘挨饿”,应该铭刻到每个国人的心中。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