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铜炉

    □ 黄惜弟

   近年来，我已不再逛古董店了，可是偶尔还去玉市走走。在玉市的摊子上，比较能卖得出去的东西总在几百元到一万元左右，其中以略有点年代的茶壶与铜炉比较合适。

   我对铜炉发生兴趣很早。30年前开始接触民俗文物的时候就看到香炉了。那时候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民间使用的，但都是经过数十年或上百年的香火缭绕，一身的沧桑，看上去满是时代的痕迹，令人感动。我曾经花了几千元买了一个满布斑驳之痕的簋式老炉，后面有仿制的“大明宣德年制”字样，被妻子指为痴人，因不好看，被丢在一边，后来不记得被搬到哪里去了。

   铜炉有什么好玩呢？主要因为器型好看，体型又不大，可以把玩，可以放在桌上欣赏，铜色或泛红，或洒金，有富贵气。如想玩香，也可以拿来当香器。大多假托为明代物，只要不太重视年代的精确性就可以了。

   在商、周礼器中，比较常见的是鼎、鬲与簋，是在祭祀中盛肉类、饭粥的器物。这是假定鬼神、祖先于阴间仍需要阳间一样的食物，所以通常在此3类器物外，还有各种酒器。奠酒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祭仪，这种礼仪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所使用的器皿却改变了。到了汉朝，使用铜器的习俗开始改变，鼎彝等大型礼器就不再制造了。古代流传下来的大器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当国宝一样供在朝堂上。汉代的青铜器已经是生活用器，偶有鼎，也很单薄轻巧，不再有纹饰。

   我们可以想象，到了南北朝，佛教进到中国，而且为帝王、贵族所信奉，他们面对信仰上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要依古礼祭祀祖先，同时又要依佛礼祭拜菩萨，他们要怎么调适，已经无可考了。佛戒杀生，礼佛只能用花果吧！也不宜酒，香应该可以营造很理想的气氛。是不是这样的思维逐渐形成用焚香来代替丰富筵席的仪礼呢？我推想，用杀害生灵来讨取鬼神欢心的原始祭礼，一定是佛教来华后为我们净化的。

   自北朝至宋为中国的中古时期，佛教兴盛，应该就是这时候，借用鼎的形式焚香礼佛。鼎在国人的心目中是祭礼的重器，祭神用，当然也可以礼佛用。只要把鼎内的肉食换上香粉就可以了。为了焚香，不需要那么重的器物，也没有纹饰的必要，因此器型逐渐缩小，终于成为案头之物。到了宋代，用瓷器做成鼎式香炉已经很普通了。在我的收藏中有一件宋代钧窑的香炉，色天青，形圆，下面三足。失去了鼎应有的两个把手，当然了，一个不到15厘米高的香炉，怎有把手的需要呢？可是我也曾买过一个南宋的小白瓷炉，通高不过7厘米，却仍有两耳呢！

   到明代，礼器缩小到案头，以铜铸成，已成为通例。宣德炉就是这样产生的。可是宣德年间铸炉，体型虽小，可一点都不马虎，因此也创造出各种式样，开后世铜炉艺术的先河。为了出花样，先要把鼎加以变化。有了宋代瓷质香炉的经验，铜炉就容易设计了。首先，为了燃香的方便，把炉身压低成扁平形，三足自然也缩为极短，就与商周古鼎在形貌上截然不同了。鼎的立耳形把手改为两侧的垂耳，今天再也没有人把炉与鼎混为一谈了。

   为了尽量开拓形状的多样性，当时制炉匠师参考了古青铜器的造型，能用的都用上了。经过了宋代复古主义的历练，明代人似乎很轻易的传承了古人的形制。古鼎有圆方两种，耳、足颇多变化，炉同样的极尽变化的能事。到明代末年，才发展出几种最通用的形式。

   除了鼎形之外，鬲是最受制炉匠师欢迎的形式，鬲与鼎的分别不过是直足与袋足的不同。古代这两种器物功能有别，后世则只看形状，觉得袋足的造型有趣而已。我曾买过两个很小的铜炉，据古董商朋友告诉我，都是明代末年的东西，一个是鼎，一个是鬲，前者三足，后者四足。这两只炉虽然不够光鲜亮丽，却因比例良好，线条优美，颇为可爱，与我常相左右。

   明、清的香炉，不论是三足还是四足，常常暗示袋足的形状。也就是把几只短足做成袋子的样子，并无袋足之实。也许是这个原因吧，香炉在鼎、鬲之外，喜欢采“甗”的形状。“甗”这种怪器在商周古董中也很常见，它是复合器，上为锅子，下为鬲式的炉子，在古代是分开铸成的，鬲是袋足的鼎，所以到了明、清做铜炉的时候，就做成一体，突显出丰满的袋足。几年前我在北京的摊子上买到一个很小的铜炉，是缩小的，四只袋足的甗形，通高只有6厘米，其袋足只有1厘米高，底部仍然有“大明宣德年制”字样。

   在我的小小收藏中，最大的一只炉是很多年前在一家古董店买的。记得我走在这家布置很凌乱的店里，在墙角地上看到那只铜炉。这件东西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炉身呈四瓣花形，4只2厘米平高的袋足，两侧方正的耳，看上去很大气。我觉得它被老板娘丢在一边而感到不平，就带回家了。由于它高近10厘米，通长近20厘米，真可当香炉用，因此它是我家唯一实用的铜炉。《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