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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记东方主战场那没有炮火硝烟的战争

2015-09-18 08:46:28中国质量新闻网

捍卫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

——记东方主战场那没有炮火硝烟的战争

    ●王久辛

    远在16世纪的1590年,中国人可能做梦都想不到日本人会惦记自己。然而,当我们蓦然回首,才发现——中国,事实上,早就是日本野心家们的心头肉了。关于这块肉,他们要怎么吃?是清蒸还是红烧?他们的做法直到今天,可能我们都没有弄清楚。我们知道的抗日战争,其实只是炮火硝烟的战争,而并未真正深入到战争的深处,透彻地、一清二楚地、有根有据、毋庸置疑地掌握他们真正的企图和详尽的方案。这么多年过去了,仿佛时间把一切阴谋与罪恶都掩盖了,这怎么可以呢?

    1590年至1598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就策划了一个图谋中国的方案。1590年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要假道朝鲜:“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遭到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在第二年把统领全日本的官职(关白)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专事侵华的军务准备。并宣布迁都北京的准备令:“奉天皇于大唐(明)之京都(迁都北京),可于明后年幸,将京城(北京)附近之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吾儿(养子)领有”,他要放弃日本本土,到中华坐镇享福。放言说:“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

    一幅大日本帝国称霸亚洲的宏图,丰臣秀吉五百年前就画出来了。可惜他志大才疏,虽然几次大动,终因逆历史与人道而告失败。但丰臣秀吉的阴魂,始终在日本这个岛国的上空缭绕,成为亚洲安全的一个隐患。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签定了《马关条约》,包括永远割让台湾宝岛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丰臣秀吉的旧梦,又一次被放飞了起来。而以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并建立伪满洲国为标志的中日战争,则完全可以理解为日本的扩张野心已经实施,并完成了第一步——首先占领东三省,而后才是同化与征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大地上,不仅从北向南渐次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钢铁绞杀、血肉拼搏的战争;同时,还展开了中华民族与世界的良知志士一起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基因不受篡改、玷污、灭绝,与日本法西斯精神对垒、灵魂搏杀的另一场战争。

    一

    中日之间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发生的很早,早在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之前。为了实现丰臣秀吉之“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彻底同化、征服所占的东三省,在当时的条件下,日本几乎用尽了所能之手段。电影在那时是最先锋的也是最受欢迎的文艺娱乐形式,就像今天的网络与微信是当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一样。那一年,日本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叫《东游记》,如果没有战争背景,这部充满温情与浪漫的的影片,也许是值得嘉许的。然而,当人们看到它编造的故事居然故意按放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国东北,就是别有用心的欺骗了。主演这部影片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香兰。

    李香兰以演唱《夜来香》等歌曲红极一时,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然而她却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因为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被日本刻意包装,用“李香兰”这样一个中国名字作掩护,把她捧为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血腥背景下,到处演出,替日宣传,粉饰与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

    这部电影的制作方之一,是1937年8月成立的满洲映画,号称亚洲第一。伪满政府与伪满铁投资的这个电影制片厂,制片方针直接秉承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其制作的作品:一类是像《东游记》这样充满温情与浪漫情调的所谓的娱民电影,另一类,则是如《北方的过境线》《伸展的国都》这类直接为侵略战争叫嚣的所谓启民电影。但这两类影片的制作目的是一致的——麻痹与愚弄、欺骗中国民众。这类伎俩配合着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一面用炮火,一面用香风,两面用力,企图以此实现他们扩张侵略的狼子野心。

    然而,洞若观火的世界各国人民,事实上早就看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针锋相对,与日本的“香风”展开了对垒。美国米高梅公司出品的电影《龙种》,在欧美等地放映后,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斗争。而影片的主旋律,是聂耳创作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逐渐被世界所熟悉的乐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精神的象征。1940年,在纽约的露天音乐堂,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汉语和英语演唱了这首歌,向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中国人民表示致敬。

    上台后,他真挚地对台下的观众们说:“今天晚上我要唱一支中国歌曲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支歌叫做‘起来’!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前进’……”

    随后他演唱了这首饱含着巨大激情与强烈感染力的歌曲,震撼了台下所有纯洁善良的心灵。这首歌曲的词是田汉同志在被捕前一个小时内写出,夹在一本书中,后被组织找到;而它的曲作者聂耳,则是在夏衍先生那里获得,于1931年1月的两天两夜中写出。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几乎是从日寇踏入中华大地的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怒吼。

    一边是日本法西斯的蓄意麻痹、愚弄与欺骗;一边是中华儿女的最优秀的子孙与世界有良知的人们“拿起笔作刀枪”,与日本法西斯的强盗文化肉搏与血拼。

    事实上,这场以精神文化为主阵地的世界大战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就已经打响,东方主战场上交战双方的精神与文化的对垒、撞击、拼搏,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上升到——是亡国灭种,还是把根保住,以卫血脉永续、基因纯洁、万古不朽的高度。所幸,中国一直都有觉醒的人,世界上也一直都有天良在场。两个战场的灵魂搏杀同时展开了。

    二

    1937年元旦之后,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的东北三省,民不聊生。3000万同胞在日本关东军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军事蹂躏下,又加强了对东三省人民的精神控制与清洗,力图将东三省人民的文化基因彻底改变。

    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几乎同时洞察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这年清明节,黄陵迎来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委员张继、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代表孙蔚如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特派代表林伯渠,他们各携祭文,同登桥山。

    国民党的《中央祭文》,追述黄帝功业,念颂祖先之厚德,以唤起国民对先祖文化的觉醒与热爱,抵御东洋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侵略与改变。

    毛泽东起草的祭文,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呐喊:“四万万众,坚决抵抗。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国共两党,虽然当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他们共同担当起了一个责任:中华民族是要生存,还是要灭亡?国共两党,犹如两股巨大无比的热血奔涌的精神,在往一齐拧——血脉磅礴、势不可挡。

    然而,日本法西斯的贪婪野心也无比的疯狂。1938年8月20日夜,东京的许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艺家协会菊池宽的快递明信片,上面写着:内阁情报部和文艺家们有事相商,请于23日午后3时,前来内阁情报部开会。

    内阁情报部召集作家开会,开什么会?难道是要作家当他们的情报员吗?果然如此,他们卑陋的企图终于陷露了。8月26日,内阁情报部公布了派遣到中国的作家名单,共22名。日本媒体对这批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的“笔部队”。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支笔部队的笔,都写了些什么——

    “我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被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我不觉得有什么残酷。”

    写出这样天良丧尽文字的人叫林芙美子,是“笔部队”中唯一的女作家。当一个国家的女人、女作家、女知识分子,都彻底背弃人道,放弃人性,而崇尚杀戮的时候,这个国家所处的状况,难道不是疯狂的吗?

    战前,这个林芙美子曾非常仰慕鲁迅先生,赞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此刻,她的人性被法西斯的强盗逻辑彻底异化了。

    在笔部队,林芙美子被当时的媒体誉为陆军班头号功臣,而另一名叫杉山平助的则被称作海军班的“头号功臣”。杉山平助跟随日本海军,溯扬子江而上,在日军攻占武汉时,随军入城。他以自己的从军经历,在《支那人与日本》一书中,赤裸裸地宣称:军人用刀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注意,他们终于写到了“灵魂”,作为知识分子,他不是对人灵魂的关怀爱护,而是要“挖出来”。如此凶残之人,难怪获得“头号功臣”的美誉。

    作为“社会的良心”,一向被认为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省精神的日本知识分子,在侵华战争中,却一边倒地沦为军国主义的急先锋。可见贪婪一旦被野心毒化,其灭绝人性的一切行为,甚至比野兽更凶残。他们不仅要“挖”出中华民族的灵魂,而且还要改变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为此,他们不仅要灭我中华民族的国,而且还要灭我中华民族的种。

    1940年春夏之交,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来到东京,从裕仁天皇手里“请”来了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然后,将这三件“神器”供奉在按照日本营建制度兴建的建国神庙中。亡我国、灭我种,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建他们的国,育他们的种,以实现他们彻底征服中国,占领中国,改中国人为日本人,实现其彻底霸占中国的目的。

    这一年的7月15日,傀儡溥仪颁发《国本奠定诏书》,正式确定:日本的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的“国神”和“国教”。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要强迫中国人把他们的祖先当做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一如那位日本所谓的作家杉山平助所说:要把中国人的灵魂挖出来;然后,强迫中国人把日本人的祖先当做中国人的祖先。不仅要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还要玷污中华民族的基因,灭绝中华民族的人种。用心险恶之极,其彻底亡我中华民族的野心——昭然若揭。

    三

    1937年7月30日,日军对名城天津进行了持续4个小时的大轰炸,把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焦土瓦砾。

    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闻讯后当场昏厥。他无法想象与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会仇恨杏坛校园,会对莘莘学子荟萃之地大开杀戒呢?这就是日本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吗?连大学都夷为平地了,还建造什么共荣圈?!

    事实上,日军对于南开大学的轰炸,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件,而是蓄意的、普遍的、意在灭绝中华文化与教育,反人类、反人道的法西斯步骤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就野蛮轰炸了上海商务印书馆。轰炸目标已经完全不是军事目的,而是教育、文化,用心是显著的,就是要从根本上,灭绝中华文化,进而灭绝中华民族。

    据目击者回忆:一时间,书馆夷为废墟,馆里的书籍、油墨燃起了大火。用来排版的铅字,融化成的铅水,流成了河。

    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从1902年开始,他苦心经营商务印书馆,并另建“东方图书馆”以存放书籍。其书籍之多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日军的轰炸,使这座远东最大的出版社,连同五楼的东方图书馆中几十万册孤本善本古籍全部毁于一旦。三十年的经营,全部毁于炮火。面对熊熊大火,张元济失声痛哭。

    仇视文化、毁灭典籍,逆世界文明的滚滚洪流而倒行逆施,证明日本法西斯践踏文明的野蛮无道,已经登峰造极。

    据统计:淞沪会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就轰炸了中国61座城市,其中特别有意识地以大学、中学、小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轰炸目标。这已经不是占领、入侵,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基因。

    据统计:南京的中央大学,连续3次遭到轰炸。浙江大学在向西南迁移的过程中,遭到日军的跟踪轰炸,3年被迫迁移5次。而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日军的轰炸与破坏,更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

    日本法西斯侵略到哪里,就对哪里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疯狂摧残。学校、报馆、图书馆频频遭到狂轰滥炸和掠夺,大量珍贵文物被劫夺运往日本。仅“七七”事变后一年内,中国108所高校就有94所遭日军轰炸,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据国民政府仅教育部《被日劫掠文物目录》记载,日本法西斯从中国劫掠至日本的文物就达360.7万件,另1870箱。而日军所到之处攫夺的大量珍贵国宝以及文物珍品,更是车运机载,几乎在14年的侵华史中,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日本法西斯从精神的麻痹、愚弄、欺骗,到锁定教育文化目标狂轰滥炸,再到明目张胆的劫夺强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灭我中华文化,绝我民族血脉。实在灭不了绝不掉的,他们必夺之据为己有。而这种种卑劣的行径一旦成为国家行为,成为军国主义武装集团的行动纲领,那么难以想象的邪恶与凶残,就变得习以为常了。

    日本,由于自身国土面积狭小,日本国人的生存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与友邻国家互通互惠,日本完全可以获得安逸和平的生活。然而,自甲午战争日本凭借先进的武力获胜之后,军国主义更加疯狂,以为只要军事强大,就能称霸、同化、奴化世界,使世界都变成他们的世界。

    台湾,从1895年日本殖民开始,在各地建造了大约200座神社。这是日本在其占领区实施的“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所谓“皇民化”,就是要把殖民地人民改造成“天皇的子民”,或“皇国的臣民”,也就是天皇制度下的日本人,妄图使所有殖民地人民都成为他们“日本人”。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日本自对台湾殖民统治开始,就强迫台湾人接受日本文化,尤其中小学课程逐年加大日语成分,使台湾的新国民以日本文化为荣,反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丢失。

    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又立刻复制在台湾推行的这种“皇民化”的同化中国人的方法,不仅狂妄地要把东三省的版图划归日本,而且妄想把版图上的人民也同化成日本人。他们大肆宣扬民族谐和、日满一体、日满融合,试图以表面上的相亲相爱,来掩盖其断我根脉、绝我龙种、灭我黄族的险恶用心。

    辽宁铁岭李连举老人留下了日满时期所写的日记,它记载了日本法西斯完全颠倒黑白的无耻行径。

    “1939年9月18日,月曜日。上午全校列队参加‘九一八’纪念日仪式,又到忠魂碑参拜。县长训话,讲了大日本帝国驻东北关东军于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为了拯救东北民众,建立(伪)满洲国的种种功绩之一,让东北民众永远不忘友邦日本帝国的恩情。”

    日本人深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强制中国人学日语,有助于毁灭中国文化,泯灭中国人的民族基因。

    1933年,由日本人控制的伪满文教部规定:日语为中小学必修课,总课时必须占到三分之一。强迫小学生每天早晨都要面向东方,分别给日本国家神道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诵所谓《国民训》。

    今年85岁的吴承昌老人回忆说:“日本统治时期,上日语课的时候都说日语,说中国话得打板子,打棍子,军棍。你说中国话那是政治犯,不吱声也是政治犯,你没有办法就得说日本话。”

    语言,我们天天使用,但我们却常常忽视它的母性——我们使用的汉语,就是我们的母亲之语。然而日本侵略者却千方百计要毁灭我们的语言,其目的,就是从语言开始,来改变我们的文化基因,然后再植入他们的语言系统,形成他们的文化基因。亡我中华之国,灭我民族之种——这就是日本法西斯早在丰臣秀吉与《田中奏折》中就精心设计好的宏伟蓝图,一直都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地实施着。由于时间因不断被失败而拉长、而时断时续,但日本的这种顽固不化、一意孤行的侵略扩张的战争行动,事实上,始终印证着他们的图谋与野心。

    四

    面对穷凶极恶、疯狂无道的日本法西斯的文化欺骗与灭绝我血脉的种种伎俩,毛泽东在“七七”事变之后就指出:“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艺术家团结起来。”

    1938年4月,是“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合作的第二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由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领导,厅长郭沫若。大批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第三厅”团聚起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湖北汉口总商会成立。较之日本,自1931年开始的对中国东三省的文化同化,似乎晚了6年。

    “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方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当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席台前的这两行标语,至今还在向人们述说着文协的宗旨。

    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演讲,他说:“今天到会的最大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

    在这次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广泛持久的文化界统一战线引领下,一支声势浩大的文化抗日大军迅速集结,创作了大批揭露日本法西斯罪恶,激励抗战将士英勇杀敌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用手中的笔,迎击、反击、追击着日本法西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艺麻痹与文化宣传上的欺骗。

    1939年4月9日出版的《新华日报》这样写到:“无论在前方和后方,或是在沦陷区,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作家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的武器——笔杆子,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来组织民众打击和歼灭敌人。”他们深入前线和战壕,把战斗中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战区的惨象,把无数受难同胞,救亡队伍的形象,创作成《边区自卫军》《保卫卢沟桥》《光复台儿庄》等一批批抗战艺术经典。

    为着抗战救亡,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农村,到前沿战壕,在民族危亡的腥风血雨中,唤起了劳苦大众和各个阶层救亡的觉悟和激情,中国的抗战文化,使中国的文化获得了新生。

    1938年11月20日,日军的飞机第一次飞临延安上空。一场惨烈的轰炸,将延安城炸为废墟。其中,一颗炸弹在作曲家冼星海的前面爆炸了。而这次与死神近距离的遭遇,将冼星海的个人情感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对于延安,冼星海的第一印象就是朴实,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美丽,却有着朴实厚重而又鲜活的力量。他在延安创作了《黄河大合唱》这部伟大的民族经典,以其恢弘壮阔的气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血脉的延续,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一百多人的合唱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最后一个乐句结束,毛泽东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连声称赞:好!好!

    《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从延安发出,很快就响遍了中国,传向了世界。为抗战发出怒吼,为民众吼出了心声。

    这部讴歌中华民族精神象征——黄河的音乐史诗,不仅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一个辉煌的丰碑,而且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其激越澎湃的旋律,回荡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上,成为永不消失的、高亢嘹亮的中华民族血脉磅礴的主旋律,从而激励着千百万抗日将士英勇杀敌。

    比之日本“笔部队”那区区22个所谓的作家所写的那些毫无人性的反人类的文字垃圾,活跃在东方主战场上的无数抗日的作家、艺术家们,是用一腔的民族热血,书写着誓与日本法西斯决战到底的血性文章,其永久的生命力,昭示着一个艺术常青的真理——与国家之命运、民族之血脉相通相系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五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80%以上的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日本妄图以穷凶极恶的杀戮与恐怖,灭掉寄托着中国未来发展希望的知识青年的爱国心、报国志。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留住中华文化的精髓,让中国教育的文脉得以延续,为了坚持民族教育,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受到奴化。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高校迁往内地,以保文化的根脉。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迁移运动,学生、老师纷纷带上他们的书本和教具,踏上了长达千里的内迁之旅。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先迁到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后随着上海和南京的相继沦陷,再次被迫南迁云南昆明。

    几乎与此同时,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为基干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因日军迫近陕西潼关,而再次内迁汉中。而西安距汉中,直线距离只有数百公里,但中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山系——秦岭山脉。在这样的情况下,迁移不得不选择步行。

    西南、西北联大的师生,兵分多路,向远离战争的边缘进发。他们是读书的种子,文化的血脉,决不能落入敌手,而遭残害灭绝。当时的带队老师,著名教授、诗人闻一多先生这样描述迁徙之旅:“今天,要用我们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进书堆里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国破山河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直在炎黄子孙的血液中流淌,清醒的知识界同仁明白,只有把根留住、把种保住,中华民族的文脉才不会中断。

    当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大多数教师、家眷、女同学和一部分男同学是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港,再由海防乘火车入滇。另外一部分师生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乘汽车经柳洲、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直至越南北部最大城市河内。这一路人数最多,由冯友兰、朱自清等十位教师带领,从那里转乘火车入滇。曲折的道路,正如中国曲折的命运。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终于到达昆明。据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回忆说:这个历时68天行程3000华里的长征,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国难当头之际,清醒地保卫自己的民族精髓血脉、国家栋梁的深远宏大的眼光与胸怀。

    同年5月2日,完成徒步大迁移的西北联大,在汉中城固正式开学。“公诚勤朴”,这是西北联大的校训。正是由于安全转移,才使得众多学子们能正常学习。

    当年,“西安临时大学”一经成立,就已认识到所担负着的“发展整个西北教育之责任”。1939年6月,西北联大分离成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五校后,仍秉持这一办学宗旨,力求做到“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以此完成“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在那无比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西安临时大学”为辽阔的大西北,保留了、哺育了、培养了一批国之栋梁。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法西斯图谋同化中华民族的野心,在精神文化战线上的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们殚精竭虑、九死一生地进行了神圣的拼搏与战斗。

    事实上,抗战期间,在中国,还有一条著名的迁徙路线,那就是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的知识青年。仅1938年至1939年一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就有6万多人。他们都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与理想,奔向延安,经过培训,又奔赴了抗日战场。

    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些知识青年来到延安,或进抗日军政大学、或进鲁迅艺术学院及其他对口的学校与训练班学习,掌握抗战必须的知识与常识。然后,东渡黄河,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中第一批从延安来的抗战知识分子。  《中国国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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