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军：远去的书店

一

2018年年底的一天，我来到老海淀图书城那片街区，走进中关村图书大厦。这里人迹寥寥，已全无鼎盛时期的热闹景象。一排排书架上的图书，不再有往日仪仗队一般的威武阵容，更没有当年人和书亲密握手的氛围。大厅里排列的书架和堆放的书，像是一支即将被缴械遣散的队伍。

在一些年前，这里是令人愉悦的地方，舒适的环境，丰富的图书，曾为许多人留下美好时光。周末的时候，我和家人常来这里，办了一张淡蓝色的会员卡，买了许多书。从文学作品到学校教材，从家长的爱好到孩子的学业，这里如同一座眺望未来的灯塔，一本本图书为梦想者搭建起通天的长梯。那些喜欢生动图画的孩子，那些希望在高考中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少年，那些希望获得理想的留学录取信、刚从新东方课堂走来的青年人，那些在职场上奋斗的成年人，都在这里共聚盛宴。

而现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的外墙面呈现出旧痕，因施工脚手架遮挡，一时连正门都不易找到。站在大厅里一眼望过去，隐隐晒出破落的情景：有的地方，一堆书像兵马俑一般，站立的凌乱不整，有些书上还挂着灰尘。三三两两比顾客人数还多的营业员，也显得精神头不足。在不同学科的图书区域，或是这里拦着一根绳子，纸牌上写着“整理内部”的字样，反正也没有客人；或是那里早已多种经营，五花八门的日用小商品，也和霍金、托尔斯泰、村上春树、莫言的著作一起，还有散兵游勇般的教学辅导材料，分兵把守着路口，眼巴巴地等着客户。洗手间的卫生情况已不复昨日，曾经的那面洁净如镜的大门，已经一片斑驳。整个的场景令人可惜。

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年少时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的书店旅程，或许将要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结束。

在我们京工附中中学同学微信群里，有一次聊到了逛书店的事儿，一位女同学发了这样几句话：“我已经记不清，上次去书店是哪一年了，但是书店还记得——海淀图书城。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好好读书，争取还能写点啥”。

如果有来生，无数人曾这样自问。对于歌手，这是眼下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歌词唱的是“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对于那擦肩而过的读书季节，这是无奈的期待；对于更多的人，这是明知人生不能重来的感慨。第一次听朋友将来生与读书联系在一起，这时，读书已不仅仅是兴趣爱好，而是人生选择的象征。多少人还是少年时，面对着读书这个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向前还是向后，或许决定着未来的命运归属和机缘巧合。中学语文课学过的伟人诗句，现在念起来，仿佛就是在说读书的事：“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恰同学少年”。

来生的读书将从何时开始，不知道有谁能看见。而我们此刻能看见的，是那一座座远去的书店、那一次次与书的约会，是我们与读书岁月结下不解之缘的前世今生。

二

一本书远在天边，叫作“英语900句”。

1974年的冬天，在北京西郊车道沟10号院的东南方向，路边一个小邮局里，一个解放军军乐团的少年士兵正在寄送包裹。这时，有人悄悄地走到邮筒旁，向里面塞进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收信人地址，写的是香港九龙邮政信箱的一个号码，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是告诉对方自己的邮政地址，索要一本“英语900句”教材。当时“美国之音”在汉语广播中，开办了“英语900句”教学节目，并在广播中告知听众，可以去信免费索取教材。当然，这封发出去的信没有回音。

现在，我手中就拿着这样一本“英语900句”教材，这是一个合订本，由6册教材组成。湖蓝色封面，白字书名，版权页用英文印着“麦克米兰公司1964年版，1971年第三次印刷”。很巧，6册书累计的总页数，恰恰就是900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这本英语教材正好担当起第一块铺路的石头，在它之后才有了“基础英语”、“托福”等教材。有人还记得，“英语900句”的第一句是“Hello”，第900句是“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works of Henry Wads worth Longfellow?”。过了许多年，在网络上，还有人在议论“英语900句”教材和那个教学节目的短波波段，有人还记得当年的女主持人名叫何丽达。更有后来出国留学的人，到了美国希望联系她，想为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曾经的启蒙向她致谢。

当时，在车道沟10号院南门外传达室的期待是失望的，这成为投信者中学时诸多不大的失望之一。遥望着“19、25”等波段后看不见的电波，那本书就在神秘的南方尽头。从第一句到第900句，宛如一条长路的起点和终点，隔着七十年代的万水千山。

有一座书店的味道忘不了。

1972年冬天，西单外文书店里炉火温暖，高高的书架上，陈列着领导人著作的外文译本、政治宣传读物，还有许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国家出版的外文书籍如“南方来信”等。当时店内似乎只有一个顾客，是一个刚开始上英语课的初一学生，他过去很少见过外文出版的书，几乎什么都看不懂，当然也不会买什么书。他到这里只是好奇，只是希望从英语课本那个小窗口望出去，看看外语的风景是什么样。他沿着书架随意走着，看着那些版式、字形、封面都有些异样的书籍，像是他从父亲那里，看到的阿尔巴尼亚进口香烟独特的翻盖烟盒。他对这里记忆最深的，是书店里的味道。书店是在一座老屋子里，室内的陈列不同于一般的书店，显得挺敞亮、挺洋气，这些用外语印制的新书，有的是要出口到国外，有的则来自国外，可能由于纸张不同，又来自不同的国家，加上老房子的味道、木头书架的味道，还有一点煤烟的味道，最后酿造出与其他新华书店不一样的味道，也许那是一种淡淡的清香？

从西单到王府井，在“东风市场”的中国书店里，这里历史文化类的图书，泛起的是古旧的味道。那一行行比读者的年纪不知大多少的出版年份，那不知经历过多少人之手留下的褶皱和签章，从清朝到民国，老北京琉璃瓦里的往昔，就缩写进这些纸质古董里。不用念书上的字，只是闻闻书的味道吧，如同胡同里的马车，载着“城南旧事”，粼粼驶来。

王府井大街210号书店。

从王府井新华书店沿街向北不远，在路东“王府井大街210号”门牌处，有一个小书店。里面光线有些暗，书架遮挡住窗户，营业员也很少。这里卖的书与其他书店有些不同，有一些国外图书的译本，内容包括国际、历史、司法、公安等，有写苏联克格勃、军情六处、中央情报局的书，还有写间谍题材的书。书名多是 “敖德萨档案”、“苏修美术资料”、“第四次中东战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杜布切克回忆录”等，一些书的封底印着“内部发行”，还有一些书是群众出版社出版，或许这里就是这家出版社的一个门市？这家出版社的图书，因题材原因发行范围有所限制，包括我后来从这个出版社朋友处获赠的那套“古拉格群岛”。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常和广播学院的同学来这里。不管买不买书，都会在这里待上好久。在灯光下，从这些书里看到了另一重历史和战争画卷，进入到从十字军到二战史的时空洞穴里，像矿工一样借着头盔上的灯光，辨识着黑白文字和照片后面的陌生宝藏。每当从这座小书店出来，总有一种跳出了历史胶片的方格，重回凡间的感觉，那里面图书和环境形成的阴郁气氛，以室外的第一缕阳光为界。

从北京出发，更多的书店。

1982年，我当时是北京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到南宁参加全国电视台编辑记者培训班。当时在南宁一个很气派的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摞书，和一筐香蕉一起，坐长途火车扛回了北京，其中有几本“诺贝尔获奖文学作品集”。1995年，在拉萨参加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活动，有一天骑着自行车去书店，又买了一堆书，其中有“在世界屋脊”等，与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赠送的小说“世纪之邀”一起带回了北京。我从更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书，应该是1998年在斯德哥尔摩爱立信公司采访时，获赠的一本“移动电话记”黄皮书。

那时候与书同行，真是不惧路途遥远，走到哪买到哪。记住了书名，也就记住了那些个书店。从1970年的夏天开始，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在动物园书店、东冉村书店、甘家口书店、西四书店、八面槽邮局，买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永放光芒”、“样板戏主旋律”、“李白与杜甫”、“哥白尼与日心说”、“张勇之歌”、“朝鲜画报”、“越南画报”等读物，还有许多盖销邮票。1978年3月之后的4年里，最常去的是北京广播学院东门外的小书店，在那里买的书，多是苏联文学作品，有“贝科夫小说选”和“方尖碑”等。1985年，中国军事书店在平安里开业，作为北京电视台记者参加仪式，这是我唯一的参加过开业仪式的书店。还有新街口新华书店，距离我工作的电视台原址新外大街不远，我曾作为记者去那里为“北京新闻”节目摄制新闻片。

但凡现在让人想起来还有些感触的书店，大都出现在年轻的时候，热情的读书买书的日子，就是吃青春饭的日子。这与中老年喜欢读书作研究并不矛盾，更不是一回事。后来我又到过哈佛大学旁的书店，到过国外许多城市的书店，到过销售我自己和家人新书的三联生活书店、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这时候的书店，只是游客面前的风景。

世纪末与“世纪”同行。

1999年，我去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采访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一天，在一座城市剧场的书店里，花了50多美元，买了一本厚重的历史图片集，名叫“世纪”。这本图册由美国一个权威机构出版，选择了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几百张照片，为即将过去的这个100年，隆重地合上最后一页。在画册的照片里，有世纪初的福特T型车流水线，有希特勒第三帝国的阅兵式，有俄国和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刑场，有二次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战场，有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自行车洪流，等等。所有这些照片，以我们所不熟悉的视角，优质的画质，诠释着欧美社会价值观，让人清晰地观察到过去只是存在于语言和文字中的历史场景。

在20世纪末的时候，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旁边是流淌着的密西西比河，前方是经阿拉斯加、西伯利亚高纬度飞向北京的航线。读着沉甸甸的“世纪”画册，带着压缩其中的100年，乘飞机掠过北美大地，向着新世纪东方航行。

赶上这样的机会真好，即使一生只能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