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商品挑动“诚信神经” 折射市场监管缺失

　　比如湖南省长沙市出现的“天价内衣”400万元一件，安徽省合肥市“天价床”600万元一张，四川成都市“天价鱼”250万元一条，类似的事例举不胜数，“天价商品”由于缺乏监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一些地方，普通矿泉水被卖到800元一瓶，粽子被卖到3398元一个，据记者调查，这些商品其实成本低廉，远远达不到“天价”标准。尽管如此，“天价商品”却堂而皇之地在各大商场公开销售，还因为其“天价噱头吸引新闻媒体的目光，并通过媒体效应无限扩大，引起国人的一片哗然。

　　天价商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应当同普通商品一样受到严格的市场监管。按照我国《物价法》的相关规定，政府对商品有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权利和义务，《物价法》第12条还规定，“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应当对商品价格进行监管，经营者也必须严格遵守《物价法》的各项规定，“天价商品”实行漫天要价，显然有违法律精神，理应得到整治。

　　此外“天价商品”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一方面，“天价商品”已经打破了商品定价的常规，扰乱了正常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天价商品”容易勾起公众的仇富心理，从而引发各种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各地物价、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必须迅速联动，加强对“天价商品”的监管，使其回归到科学、合理的价格水平，确保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

　　面对众矛头的指向，达芬奇公司依然宣称产品是原装进口的，有没有造假相关调查机构在各项证据面前会给出一个说法。但商业机构不诚信问题对于社会信任体系的构造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商业机构的不诚信不仅会使商业机构本身陷入困境，而且将造成人们对消费的警惕和不信任，同时对政府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为社会提供可信任的商业服务，既是商家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不应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而获利，而应通过建构一个足够信任的市场运行环境而获得人们的信赖，奠定行政权的权威。可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GDP增长需要，对所辖地企业的违规行为常常采取保护主义的态势。许多时候，国内的民营企业会发现，他们的经营行为可能处于两种极端情况下：违规经营受到政府保护，合法经营却受到政府的故意刁难。在招商引资的巨大压力下，不少地方为了招揽投资，纷纷提出各种优惠政策，甚至于这些政策超出了合法合理的范畴，比如免费征地，未经政府允许公安不得入内检查等。结果一些企业遵纪守法的观念淡薄，出现了血汗工厂、违规经营等现象。这是一类极端。另一类极端是招商引资时热情似火，引来之后处处刁难，搞起了所谓“关门打狗”，让投资企业无所适从，非把投资企业榨干不可。

　　走极端是因为政府过度参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分不清自己是运动员还是监督员、裁判员。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混乱，必然导致市场体系也出现混乱现象。对于家居行业的坑蒙拐骗现象，政府应当加强监管，还消费者一个公道，也还诚信经营的企业一个健康的竞争环境。让合法的企业有出路，让勤奋的企业有活路，让欺骗的企业堵死路，一个正常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才能翻过丛林法则的高山，告别资本原始积累之恶，趟过行政干预的漫漫河流，真正在中国大地建立起来。   

　　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总是靠媒体来打造。媒体仅仅是媒体，它只能起到监督作用，而不能起到管辖作用，只能从治标的角度引起一阵喧闹，却无法从治本的角度根除市场之弊端。政府为社会提供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是其内在职责。但是健康不仅仅是对市场主体的监管，也是对政府行为本身的约束，政府不能想把手伸向哪里就伸向哪里，不能搞选择性执法，也不能搞恶意执法。约束政府行为，促进市场发展，让中国企业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发展空间，让中国消费者有一个放心的消费环境，这才是政府行为之本位。